《尚书·禹贡》在记载夏朝禹平水土，分“天下”为“九州”的同时，又将东至海、西至流沙的广大地区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在构建“九州”天下体系的同时，又构建了“五服”天下体系。《禹贡》所构建“五服”天下体系中的甸服主要指王畿地区，也就是中央及其附近地区，侯服、绥服主要指地方诸侯封国地区，要服和荒服则指边疆的蛮夷戎狄地区。《禹贡》将“要服”和“荒服”地区的蛮夷戎狄列在“五服”之内，说明当时的“五服”天下体系也包含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周礼·夏官·职方氏》在《尚书·禹贡》“五服”制的基础上又构建了周代王畿及其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九服”的天下体系，仍然包含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
    孟子曾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赵岐注称“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岐周、毕郢，地名也……近畎夷……故曰西夷之人也”（《孟子》卷八上《商娄章句下》）。宋罗泌称诸冯“即春秋之诸浮，冀州之地”（《路史》卷三六《发挥五·辩帝舜冢》），冀州向来被视为“中国”。虞舜和周文王都被视为“中国”圣人，显而易见，这里的“中国”应该包含“东夷之人”和“西夷之人”。
    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均遵循“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卷一三《小雅·北山》）的理念，视“九州”、“十二州”以及“五服”之“天下”为己有。而夏商周三代又被人们视为典型的“中国”，毫无疑问，这里的“天下”与“中国”也实现了重合。可见，先秦时期形成的“九州”、“十二州”和“五服”的“天下一体”体系，也有“中国（中华）一体”的含义。①虽然这一体系存在一定的构想成分，但其中所反映的“华夷一体”、“天下一体”、“中国一体”的观念，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春秋时期的孔子虽然认为“诸夏”和“夷狄”是不平等的，但他又在《论语》中表达了有关子夏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点，邢昺在为此语作疏时称“能此疏恶而友贤，则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海之内，九州之人，皆可以礼亲之为兄弟也”（《论语》卷一二《颜渊》），将“诸夏”和“夷狄”说成是“四海”、“九州”一体之内的“兄弟”。
    战国时期的荀子也有这种“天下一体”的思想，他曾针对世俗有关“楚越不受制”的说法，指出“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夫是之谓视形孰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至也。”（《荀子》卷一二《正论第十八》）在这里，荀子进一步发挥了夏商周以来逐步形成的“五服制”理论，认为“诸夏”和“夷狄”同处“五服”一体之内，只是在各自的管理体制和文化风俗等方面“不同制”而已。他又说：“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怏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肢之从心，夫是之谓大形。”（《荀子》卷八《君道篇第十二》）认为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天下”为“一体”，荀子在这里所指的地方，应该包括“五服”中的“要服”和“荒服”，他将以天子为代表的中央比喻成人的“腹心”，将包括“要服”和“荒服”的地方比喻成人的“四肢”，“腹心”和“四肢”在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时所起到的作用虽然不同，但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所不可缺少的部分。荀子用腹心和四肢的关系来形容华夏和夷狄的关系，不仅有民族不平等思想，也有用以喻指“诸夏”和“四夷”同处于“天下一体”之中的思想。
    汉代的贾谊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的中央和地方、华夏和夷狄的“一体”关系的思想，称“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汉书》卷四八《贾谊传》），将天子所代表的华夏及其所管辖的中原地区比喻成一个完整人体的“头”，将“蛮夷”及其分布地区比喻成“足”，虽然地位不同，但都是这一统一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代思想家杜钦还用“阴阳一体”来比喻“华夷一体”，他曾说：“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汉书》卷六十《杜周传附杜钦传》）把中国（中原，这里主要指汉人）比喻为阳，把夷狄比喻为阴。唐代君臣则用根干和枝叶构成一棵完整大树的关系来比喻“华夷一体”的关系。唐太宗曾说过“中国（中原，这里主要指汉人及其政权）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第三十六》），又说“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第三十六》）。将汉人比喻成大树的根干，将夷狄比喻成枝叶。无论把华夷关系比喻成“头足”、“阴阳”还是“根干和枝叶”，都表达了同一种思想--既有“尊夏贱夷”观念，又有“华夷一体”思想。
    辽人自称“中国”，同时也承认宋朝是“中国”，也是一种“中国多元一体”的观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据《辽史》及出土的辽代《永清公主墓志》、《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等文献记载，辽人自称炎黄子孙，但他们并不否认宋人也是炎黄子孙。第二，辽人自称“北朝”，并积极主张与宋朝互称“南北朝”，认为“南朝”“北朝”是一家，具有“南朝”和“北朝”都是“中国”的思想认识[4]。第三，辽人袭用“中原”即“中国”、“九州”和“十二州”即“中国”的理念，认为自己部分进入中原地区且在“九州”和“十二州”中国之内，应该属于中国，同时，也承认北宋在“中原”，也在“九州”和“十二州”之内，也是“中国”，具有辽宋同为“中国”的思想观念。第四，辽人袭用佛经“南赡部洲”之说，自称“中国”，但并不否认宋朝也在佛经所说的“南赡部洲”之内，也是“中国”。第五，辽人承袭历史上“夷狄用‘中国’之礼则中国之”的思想观念，自称“中国”，但不反对汉人懂礼也是“中国”，具有华夷懂礼即同为“中国”的思想认识。因此，辽人这种辽宋同为中国的思想倾向就是“中国多元一体”的思想观念[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