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考证学的演进是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篇章。它继承、发展了传统考证学的方法，在“五四”前后形成学术的高峰，名家继出，群星闪耀。至1949年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达到发展的新阶段，在诸多领域内取得了享誉海内外的出色成就，至今仍然因其见识的卓越和结论的精当而令后学者仰慕不已。近年来，学界对20世纪历史考证学的成就颇为关注，发表有不少相关论著。①已有的成果尽管不乏创新之见，但似乎大多偏重于作个案研究，而从宏观上对新历史考证学的演进脉络和阶段特点进行分析和概括，从深度上揭示新历史考证学在其演进历程中是否经历了实质性变化，则尚少见有深入的讨论。实际上，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经历了前后两次质的飞跃，而变化的根本原因，都是因历史观的指导使考证学者的治史观念、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变化而引起的。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无疑将有助于科学地总结20世纪学术史的演进道路，进一步揭示其实质内涵，并能对当前史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谨对此略申己见，以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
    一 传统的历史考证学如何提升为近代的学问
    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考证学是继承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有清一代，由于特殊的社会条件，考证之学高度发达，形成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严密精良的考证方法，考证学者之最著者，前有开创清代朴学人物顾炎武，后有乾嘉朴学名家戴震、钱大昕、王鸣盛、赵翼。20世纪的考证学者深受其影响，推崇其学术成就。如王国维称誉顾炎武、戴震、钱大昕同为清代270年学术的“开创者”②。陈寅恪也推崇钱氏代表了考证学的高峰，他在评价陈垣考史之作为中华学人所推服时，说：“盖先生之精思博学，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③陈垣本人也明言自己的治史方法、旨趣是效法钱大昕、顾炎武：“从前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实用，推尊昆山顾氏。”④他又盛赞赵翼考史之作，写有著名的诗句：“百年史学推瓯北，万首诗篇爱剑南。”⑤
    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是在清代朴学的基础上发展的，但它们又是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学术条件的产物，构成演进的不同阶段。大体以20世纪初年为分界，此前的清代考证学是传统学术，此后的20世纪历史考证学则是近代学术。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从学术条件言，是得益于20世纪初年“四大新史料”，即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木简、明清档案的相继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而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则是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20世纪初磅礴于华夏大地上的新史学思潮，使进化史观战胜了以往盛行的循环史观、复古倒退史观，取得了支配地位，并且启发历史研究者以开阔的眼光去进行学术探索，由以往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转向以社会生活的演进为中心，由以往集中于关注个别英雄人物的活动到集中考察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以往比较狭窄地依靠古代文献资料到利用“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都置于史料范围之内。继之掀起的是更加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使学术界人士经受了一场新的洗礼，从此“科学思想”深入人心，有见识、有作为的史家，无不以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为治史的目标，历史考证学的面貌随之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把以往“求实求真”的努力提升到新的阶段。20世纪考证史家适逢时会地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潮流之中，进化史观、科学思想这些具有根本意义的新观念、新学理都是中国思想界从西方引进的，它们与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精华相融合，因而获得巨大的生命力，导致中国学术界出现新的面貌。中西交融还有治史方法方面的丰富内容，诸如逻辑方法、系统方法、审查史料方法、比较研究法、语源学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本来在传统学术中也有使用，而西方近代学者的论述更加明确，或更加充分，学理不分中西，优良者即易被接受和传播，收到推进学术、深化认识历史问题的显著功效。
    总之，中国是伟大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发达的历史意识，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蔚为大观，历史考证一项尤为历代学者所擅长。中国文化原本有这样一片沃土，进入20世纪之后，适逢其会，时代提供了适宜的阳光、雨露和滋养，因而催开了满园鲜艳夺目的史学之花。20世纪的历史考证学同乾嘉历史考证学有其渊源的关系，但它又有崭新的时代内涵，在治史观念上、在史料的利用上、在考史方法上，达到更新、更进步、更加科学和更加严密，我们即在这个意义上将其界定为“新历史考证学”。
    “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主要是因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而推动实现的。”--这一命题，可以从“五四”前后新历史考证学的著名学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寅恪等人的治史主张和实践，得到充分的证实。
    王国维治学特点有二，一是精通乾嘉学者严密考证方法，一是重视吸收运用西方新学理。他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期间，受到自然科学的系统训练，又深入学习了西方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知识，曾翻译、撰写了有关教育学、算术及教授法、法学通论、哲学、心理学、动物学等多种著作。同时，他与当时日本、法国的汉学家内藤虎次郎、伯希和、沙畹等有学术交往。这些学术经历使他具有开阔的视野和锐敏的眼光，创立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使甲骨文研究由限于文字考释、个别人名地名释读，提升到探讨上古史重大问题的崭新阶段。由于王国维成功地运用科学方法考证新史料，使文献所载几千年前商先公先王世系获得了地下出土实物的确证，而《史记》这部古史名著在总体史料价值上的可靠性也得到证实，且证明后人运用新出土的史料，以科学的方法，可以有根据地纠正两千年前史家的误记。故郭沫若评价说：“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⑥陈梦家称誉说：“商殷世系的条理，《殷本纪》世系的证明，有赖于王国维的系统的研究。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是研究商代历史最有贡献的著作……利用这批新资料作为历史制度的系统研究的，则始于王氏。”⑦齐思和也指出，王国维的重大功绩是运用新的观念和方法，“将甲骨文字的研究引到古史上去，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⑧
    胡适于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因其具有新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而大受欢迎，出版之后两个月即再版。书的开篇为“导言”，专门论述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他认为，哲学史要以三项基本观念和方法作指导，一是“明变”，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二是“求因”，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三是“评判”，是要使学者知道各种学说的价值。为了达到这三项目的，他又提出要在史料的辨析和整理上下功夫，尤其强调能够“贯通”，说：“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为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⑨蔡元培为此书作序，表彰此书有四种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在治史观点和方法上体现了近代学术的要求。⑩胡适又于1919年11月撰有《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整理国故”的方针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又说：“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11）其核心的要求，便是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和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两项。周予同是“五四”时代青年学者，他对五四时期提倡科学、反对盲从的时代精神产生了推动历史学发展的巨大作用有切身的体会，在1941年所撰《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称赞胡适的贡献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崭新立场建筑新的史学，说：“转变期的史学，到了他确是前进了一步。胡适为什么有这样的业绩？除了他个人的天才与学力的原因之外，我们不能不归因于时代的反映。‘五四运动’前后本来是中国社会飞跃的一个时期，而胡适正是以‘代言人’的姿态踏上了这一时期。”（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