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创立“古史辨派”，进行古史辨伪，批判前人因嗜古成癖而造成的种种附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继又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13）破除了杜撰的“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的旧古史体系，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于探求科学的古史体系起到开路的作用。顾颉刚史学观念的核心是“求真”的科学态度和理性批判精神。其学术思想渊源有胡适讲课中勇于“截断众流”和运用“历史演进法”的启发，有乾嘉学者严密考史方法，有今文经学派疑古辨伪传统的影响，而这些因素能在顾颉刚这样一个青年学者身上汇集为大胆批判千百年来相沿的旧说的决心，则是“五四”时期倡导“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潮流之洗礼和激励。他曾多次态度鲜明地强调科学理性的精神使他思想得到解放，产生了极大的勇气去批判封建时代的旧传统、旧偶像：“到了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使得我又欣快，又惊诧，终于放大了胆子而叫喊出来。”“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我极为高兴的。”（14）由于臆造的旧史体系是与一千多年来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道统”相一致的，因此，古史辨伪工作就具有扫荡长期毒害人们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的意义，如尹达所作的中肯评论：“否定了这些作为不可侵犯的神圣‘经’典，这一来就具有反封建的重要意义。”（15）
    而陈寅恪长期致力的范围是“中古民族文化之史”，他采用了近代西方学者所重视的“民族--文化”观念、因果关系、比较研究等“外来观念”，与清代学者实事求是、严密考证的方法结合起来，既善于钩稽史料、抉幽阐微，又具有比他的先辈开阔得多的眼光，因小见大，对一些别人不注意的材料也能以独到的识见发现其价值，力求从总体上，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因果关系中探求历史演进中带全局意义的大事。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概括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概念，对唐与周围各民族（包括大食）的广阔范围进行考察，总结出带规律性的认识。陈寅恪认为：“观察唐初中国与某甲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暸，当时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因为，“其他民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族之灭亡或衰弱”，“而唐王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16）。另一名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同样能做到细致入微地考辨史实，再作综合分析，揭示出对历史演进有重大意义的内在关联。如他分析河西文化是在长期战乱中西北地区保存下来的汉、魏、西晋华夏文化的继续，实为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隋唐制度渊源之一，云：“秦凉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17）确实显示出超越前人的见识。因此，这两部著作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在解放前读过的研习隋唐史的学者，“无不惊呼大开了眼界，有茅塞顿开之感”。（18）
    从以上分析可以认识：20世纪初年和“五四”前后，在东西文化交流迅速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由于进化史观、科学思想、历史演进、因果关系等新的治史观念和方法产生了指导的作用，蕴积深厚的中国传统考证学至此产生了飞跃，提升为一门近代的学问。新史料的发现固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观念发生变革，才从根本上推动历史考证学出现新局面，由以往考证具体名物、制度、事件达到研究古史重大问题，由考辨片断的、局部问题达到系统地研究和探求带规律性的大事。到1949年，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一批具有卓识的学者对唯物史观成功地运用，又使新历史考证学再次产生飞跃，达到新的境界。前后两次飞跃固然治史观念的层次有别，考证学者治史的领域和风格有别，而因史观的指导推动了考证学达到新境的道理则是相同的，所反映的是学术演进的一个通则，其意义非同小可，实在不容忽视。
    唯物史观指导如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达到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问题不但内涵丰富，极具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而且其中有的地方目前研究者尚存在认识的分歧，因此须要作为本文的重点加以详论。
    二 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学术关联
    上面讲到，新历史考证学派形成于“五四”前后，其奠基人物是王国维、胡适、顾颉刚等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时间较之略晚，李大钊著成《史学要论》（1924年）和郭沫若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9年），是其创始和奠基的标志。1949年以前，新历史考证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平行发展，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演进的两大干流。但它们之间绝非互相对立，也非互不相干，而是互有紧密的学术关联。
    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郭沫若对于王国维的著作有很高的称誉：“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19）以上评论见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于1929年。至1945年郭沫若撰《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又表彰王国维的卜辞研究“抉发了三千年来所久被埋没的秘密”，并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20）郭沫若对顾颉刚关于古史辨伪的积极成果也有明确的肯定，称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确是个卓识”。（21）侯外庐在其研究古代社会史、思想史的实践中也很重视吸收考证学家的成就，《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中说：“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第一步，当以文献学为基础，作者的时代，著书的真伪，文字的考证，材料的头绪，皆专门学问”。他又在《韧的追求》一书中，称王国维和郭沫若同是他的老师：“对待历史材料应谨守科学的法则，善于汲取前人的考据成果，同时又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勇于创新。我之所以赞赏王国维考辨史料的谨严方法，钦佩郭沫若敢于撞破旧史学门墙而独辟蹊径的科学勇气，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老师，原因在此。”（22）
    这些评论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有成就的新历史考证学家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力、严谨的治学精神、严密而科学的考证方法、锐敏而通达的历史见识，都给予极高的评价，甚至真诚地推崇，把借鉴他们的学术成果、发扬他们的治学精神，视为发展新史学的至关重要的条件。那么，有见识的新考证学家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们非但不加排拒，而且敏锐地意识到用以指导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认为唯物史观重视经济条件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项因素互相联系和依存，使社会构成有机的统一体等基本观点，能推进历史研究达到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顾颉刚于1933年所写《古史辨》第4册序言中说：“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就有许多人痛诋我们不站在这个立场上作研究为不当。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毋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为基本观念……他们校勘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得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23）顾颉刚晚年从事《尚书》研究，所写《〈尚书·大诰〉今译（摘要）》，论述周初政治、军事、外交、思想观念各个方面的关系，即在一定程度上因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而对历史问题作出新的分析，著名学者平心对此评价说：“能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以求全面具体地弄清楚《尚书》各篇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脉络”。（24）吕思勉在实证方法基础上写成的史著，很重视各个时期经济的研究，原因即在他初步学习了唯物史观的原理，用以指导其史学研究。他在1945年所著《历史研究法》中写道：“马克思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很有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25）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与新历史考证学是相通的，而马克思主义又是总结了欧洲近代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历史学最高成果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又远远高出于新历史考证学。因此，如果熟悉史料、善于辨析事理的新历史考证学家掌握了它，思想认识就会大大得到提升，学术研究就会得到一系列的新收获。新历史考证学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联系的观点分析史实、以“通识”的眼光考辨史料的方法，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相贯通；问题在于，新历史考证学家的运用是素朴的，尚未达到十分自觉的阶段，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构成体系的，而且要求自觉地运用，因而达到更高的层次，能够更加深刻地发现真理。新历史考证学在20世纪前半期成就斐然，至1949年，中国社会状况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指导地位，也催开了历史考证学领域新的绚丽之花，跃进到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