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正是由于运用了唯物史观作指导，蒙文通更加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敏锐地看出关于古代越族问题的言论背后有严重的政治意义。现存的史料有的记载首尾不备，有的因长期传抄而致误，“苟不精研深思，旁通曲证，证其文字，考镜其源流，匪特难免郢书燕说、鱼鲁亥豕之失，且将俾居心叵测之徒捏造事实、歪曲历史之机。”（51）拿出辨析精确的史实，驳倒蓄意散布之谬见，乃是事关维护历史公正和中华民族崇高利益的大事情！因此从1964至1968年四年中，他不顾“四清”运动的影响，不顾“文革”中个人受到的迫害，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这部十万字的著作。书稿刚完成，不久蒙先生即辞世。正是崇高的爱国思想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使这部在其最后岁月完成的著作绽放出非同寻常的光彩。
    李一氓高度评价蒙文通教授这部著作全书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历史学家的崇高责任感，作者引据丰富详审的史料，对陶著所作的辩驳有凭有据，令人信服，并对古籍记载有歧误之处深入分析，从而恢复了历史的真实性。他说：“作者作为历史学家，自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越族是怎么一回事，弄清楚。作者的学术水平完全足以担当这个责任，把这一繁难的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也把国际上一些史学家（包括法国越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奇谈怪论，引证翔实地一一加以驳倒。从中国民族而言，这就不单纯涉及一个越族的问题，而是涉及中国民族的整体的问题。因此，作者这本书自然具有现实的时代意义。他不是为历史考证而考证，不是抽象的考证，更不是炫耀博学的考证。在着笔时，他必然怀有维护中国民族崇高利益的历史学家的责任感。”（52）
    一个考证学者，如果没有唯物史观理论对他的指引，如果不是他本人真诚地认识到马列主义具有高度的真理性，并且努力运用于研究之中，而他能够对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实质性问题作出如此深刻的阐释，能够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崇高责任感去研究古代民族关系史问题，那是不可思议的。显然，蒙文通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正是以新中国成立为界限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他由原先擅长考证之学，到建国后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达到治史的升华，这一学术道路是极具典型意义的，集中体现了同时代一批正直的学者共同经历的重大变化。他在学术上实现的跃进证明了两项重要的道理：从20世纪前半期走过来的、具有“实事求是”科学态度并且重视审查史料、重视因果关系观念的学者，很容易、并能自愿地接受唯物史观和它所倡导的优良学风；而这些精熟于典籍、擅长于具体问题考证的学者，只有在接受了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指导之后，才能做到自觉地去探求历史演进的本质性和规律性认识，在治史道路上实现质的飞跃。这两项，其价值远远超过了理解蒙文通本人思想轨迹的意义，对于认识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道路，以至认识整部20世纪学术史都至关重要，因此在本节作为个案剖析而详加论述。
    四 诸多领域所取得的风格多样的出色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年这一批年届中年的考证学者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群体，他们正处于学术上锐意进取的极佳时期。他们学习了马列主义之后，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到自己所熟悉的研究领域中，以之为指导，许多人都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前面所论是蒙文通在通论性研究和古代民族关系史领域的成就，这里再以谭其骧、唐长孺、赵光贤为例，简要论述他们各自在历史地理学、魏晋南北朝史、先秦史领域的建树，藉以进一步证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如何使新考证学绽放出新的光彩。
    （一）透过历史表象揭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
    谭其骧（1911-1992）毕生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1944年以前，在历史沿革地理和移民史领域发表了多篇论文，均以严密考证见长，受到顾颉刚的器重。如《秦郡新考》，针对乾嘉学者以来三百年聚讼纷纭的秦代设郡问题进行爬梳清理、深入考证，纠正、补充了清代全祖望、近代王国维考而未备之处。逐项辨明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所置、并见于《汉志》者三十二郡，尚有黔中等未见于《汉志》者四郡，共三十六郡；又有南海等四郡，为“名见《汉志》，始皇三十三年开越始置”；东海等六郡，为“《汉志》缺，始皇三十六年后析内郡置”。结论为“秦一代之郡于史有征者四十六”，全文以考辨精审、论据坚实而大受称道。1949年以后，由于自觉地以科学历史观作指导，使他大大开阔了视野和学者襟怀，发扬了原先精于考证的长处，且能透过历史表象探求本质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我们打开了谭氏论文结集《长水集》、《长水集续编》（以及在此基础上由他的学生编成的《长水粹编》）翻阅，1949年以后的论文，与前期《秦郡新考》、《汉百三郡国建置之始考》、《〈宋州郡志〉校勘记》等已颇不相同。如：《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1960年）、《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土地的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1962年）、《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大海侵》（1965年）、《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1972年）、《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1981年）、《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1986年）、《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1986年）、《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1988年）等。这些研究成果与建国前相比，无论从考虑历史问题的时间跨度或空间范围说，从论题中所包含的思想性深度说，尤其是，从总结历史现象的规律性的高度和结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说，毫无疑问都达到了更高的学术境地。
    《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53）尤为著者精心构撰的名作，其考辨和论证，上下纵贯几千年，东西包括大河上下广袤的区域，精到地论述了一系列问题，确是运用唯物辩证的世界观为指导，在进行环环相扣的严密考证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努力探讨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性东西。谭氏首先将从有历史记载以来直到解放为止全部黄河的历史，分成唐以前和五代以后前后二期，并指出，黄河在前期决徙次数并不很多，基本上利多害少，只是到了后期，才变成决徙频仍，有害无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汉至唐900多年间，西汉河患严重，东汉以后长期安流。在河患很严重的第二期之后，接着出现的是一个基本安流无事的第三期，这一重大变化应如何解释？以往水利史专家的解释，都认为是东汉王景治河“深合乎治导之原理”，是他的成功所带来的。谭氏慧眼独见，分析问题的所在：（1）王景治河，据《后汉书·王景传》载，只称“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河，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这33字讲的是在下游从事修防工程，仅属治标之法，何以能收长久之效？（2）东汉后叶和魏晋南北朝，是封建政权腐朽无能和割据混乱时期，黄河却能安流，这显然不能以社会政治因素作解释。他决不作眼光狭窄的考证家，总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朝代，或某一局部地位，或者限制于考证某项具体问题之内。而是把眼光投向历史上整个黄河流域，抓住“黄河溢洪改道在下游，而主要地酿成祸患的洪水和泥沙则主要来自中游”这一根本问题，逐层分析考辨。他运用工程学的知识，计算黄河中游不同河段洪水含沙量，证明对下游水患起决定作用的是中游一、二两区（一区：河套、陕西地区；二区：晋、陕交界及河南西部地区）。此一、二区，大部是黄土高原，土质疏松，不适当的开垦和农耕，必然造成植被破坏，造成严重水土流失，且高原、台地会被冲成纵横的沟壑，水土流失则更为加剧。因此，“这两个地区在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情况的改变，是决定黄河下游安危的关键因素”。在这一范围内，战国以前，以畜牧、射猎为主，植物很好，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言，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等林牧业特产，天水、陇西一带“畜牧为天下饶”。至秦汉时期，却向这一地区大量移民开垦，如汉武帝于元朔二年、元狩三年、元鼎六年、天汉元年多次募民徙边郡，开田官，数量有时多达七十余万口。作者指出：“西汉一代，尤其是武帝以后，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越闹越凶，正好与这一带的垦田迅速开辟，人口迅速增加相对应；也就是说，这一带的变牧为农，其代价是下游数以千万计的人民，遭受了百数十年之久的严重的水灾。”（54）东汉末至十六国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如何呢？谭氏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考证：（1）晋西北迟至南北朝晚期，居民仍以“山胡”为主，以畜牧为生。（2）陕西则直至十六国的前、后秦时代，才在洛水中游设置了洛川、中部（今黄陵）等县，前此废边郡已有二百余年。而实际上二秦的版图所届远在洛川、中部之北，那些地方仍不设郡县，正反映其多数居民仍为居无常所的牧民。（3）姚秦末年赫连勃勃在这一带建立了夏国，仍不立郡县。（4）据《魏书·铁弗传》及《食货志》载，赫连勃勃之父卫辰被魏道武帝击败时，俘获品中只有马、牛、羊，而没有提到粮食。后四十余年，太武帝灭夏，也仍然以河西（指山陕间的黄河以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由此证明魏晋十六国时代虽然政治混乱、战争频繁，而黄河却能长期安流，原因即在：东汉以后北朝中叶以前，这二区基本上是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