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蒙文通详引各种古代文献进行分析、考辨，论述古代居于南方的楚族与越族的畛域。《吕氏春秋·恃君》篇言，“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究竟所指何地？高诱注释“扬汉之南”为“扬州汉水南”。此扬州之汉水，当即《汉书·地理志》豫章郡之湖汉水，豫章古属扬州，故湖汉又得名扬汉，即指今赣江水系。“扬汉之南”乃谓今福建、广东。百越之称屡见于《史记》。《项羽本纪》言：“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此百越之君即闽越王无诸、东海王摇，二国所居为浙江南部及福建之地。《平津侯主父列传》言：秦始皇“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据《越尉佗列传》，尉佗、屠睢所攻之百越，略当今广东、广西之地。又《荀子·儒效》言：“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同书《荣辱》篇言：“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夏）。”“是汉世所谓百越之地与《吕氏春秋》所言基本相同而境宇稍广。然皆未尝以荆楚为越也，犹是《荀子》越、楚各别之义。”（39）再据《史记·货殖列传》言：“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又言：“陈在楚、夏之交。”则以淮水以南为楚，淮水以北为夏，大致分明。至于越、楚分界亦可于《货殖列传》中推寻。司马迁言楚分西楚、南楚、东楚，自淮北至汝南、南郡为西楚，衡山、九江、豫章、长沙，为南楚，彭城以东，为东楚。蒙文通说：“传谓豫章、长沙（略当今江西、湖南）为南楚，当是楚之南土；而越则更在其南，《方言》所谓‘南楚之南’者也。”（40）再证以《淮南子》和《汉书》。《淮南子·人间》言秦始皇因利越之犀角、象齿等特产，发率五十万为五军，驻守镡城、九疑、番禺、南野、余干，以与越人战。五军所处为一勾月弧，长沙、豫章正处此勾月弧内。《汉书·地理志》则言：“粤（越）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此七郡含会稽正处此勾弧之外。蒙文通分析说：“《货殖列传》以习俗判楚地，《地理志》以分野述越地，而《淮南子》则以五军所处划楚、越之界；三书虽各明一事，然其所说楚、越之地则若合符节。是战国秦汉之世，楚、越之畛域固厘然各别也。则是长江中下游几尽楚地，何得谓长江以南尽越人所居也。”（41）
    又针对陶维英书所谓“春秋战国时代以前”“越族占据着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云云，蒙文通进一步据史实作了有力的辩驳：“越人之盛始于勾践，已届春秋之末，而楚国之盛则早在西周：昭王伐荆楚，‘南征而不复’，周人遂不再得志于江南。夷王之时，楚熊渠‘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春秋之初，楚武王始开濮地，楚文王尽食江汉诸姬。楚成王时，‘楚地千里’，楚庄王时，北伐陆浑之戎，观兵于周疆，问鼎于周室，继又大败晋师于邲。是在越人兴盛之前，楚人早已据有长江中下游之地，越人曾不得侧足其间。”陶书所言，“诚瞽说也”。（42）“合荆蛮、扬越之地计之，其于长江下游不过江南一隅而已。苟据此以论整个长江以南尽为越人所居，岂不谬哉！”（43）蒙文通对“古代越族居长江以南整个地区”这一谬说的批驳，确为证据详明，理由充足，揭示出历史的真相，打中杜撰者的要害。
    古史辽远，典籍上所留下来的历史记载只是片段的，亟须学者细心地纳绎推寻、考辨分析，祛除其疑惑，揭示其内在联系，得到历史本相的认识。且古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每有传写讹误，或因他人附入，或以臆断增删者，更须研究者广参互证，辨析其错误，以求得正确结论。科学历史观正能帮助研究者透过现象，探求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蒙文通对“楚、越同祖”说的辨析，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论“越人北徙而非南迁”，是蒙文通深入考辨的又一重点问题，直接针对陶维英书中袭用三十余年前法国人鄂卢梭的荒谬见解，提出“到了越国被楚国灭亡以后，在来自北方的人之南下的逼迫之下，他们的酋长率领整个部落逃往南方”的误说。蒙文通指出，凡此“皆属臆度虚构之谈”，“案之载籍，越人迁徙之迹可考者，这与鄂卢梭之说相反，不仅未曾南迁，而实屡次北徙”。（44）他以大量确凿的史实作了有力的辩驳。（1）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秦灭楚之年在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越之亡，据《秦始皇本纪》，则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是楚之灭犹在越先，何得谓越亡于楚也。”（45）（2）据《越绝书·记吴地传》载，秦时，迁徙越民所往之地，在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均在山阴之北。“是秦时越人之徙乃北迁而非南走也。”（46）（3）据《史记·东越列传》载：建元三年，闽越攻东瓯，武帝遣严助以节发会稽兵救之。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此为汉代越人之首次大迁徙，自东瓯徙庐江，即自浙南徙皖西，此亦为北迁而非南走也。”（47）（4）据《史记·东越列传》载：元封元年，闽越诸将杀王余善降汉，汉封诸有功者，在九江郡、临淮郡、济南郡、会稽郡。（5）据《史记·河渠书》载：武帝时越人还有徙至河东（今山西省西南部）者。（6）《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刘长攻反叛之南海王，“以其军降，处于上淦”。蒙文通作了深入考辨，认为：南海为淮南王出兵能至之地，则当与同为勾践后裔之东瓯、闽越相毗邻。全祖望谓当在汀、潮、赣之间，近是。《汉书·地理志》有南海亭之名，为揭阳县，此南海王国地跨闽、广可知。“勾践之族所居之最南境殆即至此。然此南海王国之越人，于文帝时已迁至上淦，上淦地虽不可具考（《舆地纪胜》卷三四谓上淦即临江军之新淦县），其在故淮南王国之庐江界中则无疑也。是此越人之徙，亦为北迁而非南走也。”（48）
    总之，《越史丛考》作为一部享誉学林的著作，的确体现出蒙文通将其原本学术根底深厚、精熟于史料的治学特色，与由于运用了唯物史观能够洞察历史问题之本质、具有远见卓识，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令人叹服地体现出全面的观点、辩证分析的观点、透过现象把握事物本质的观点，因而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和说服力。正是由于运用了唯物史观作指导，他能够将《汉书》颜师古注中提出的应当区分古代统治者之族别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民众的族别的观点发掘出来，并作了意义深远的发挥，说：“一国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民族不同，中外历史不乏其例。当蒙古、满族建立元、清王朝之际，岂谓全国尽蒙、满之族乎！善乎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之言也：‘越之为号，其来尚矣。少康封庶子主禹祠，君于越地耳，故此志云：“其君禹后”，岂谓百越之人皆禹苗裔！’颜氏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未必同族为说，此义至明且善。《世本》、韦昭‘楚、越同祖’之说，亦第就楚、越之统治王室言之耳，即坐实其言，岂可据之以论越、楚两国人民之民族乎？诚持论如此，是其识见下于千余年前之颜师古远矣！”（49）他作了这样深刻的阐发，更使喋喋不休宣称“古代越族居于整个长江以南地区”者理屈词穷。
    正是由于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他在分析复杂历史问题时，牢牢把握住事物的本质方面和非本质方面，而不让非本质的现象掩盖了事物的本质。在考辨“古代中国南方与交趾间民族迁徙”时，一方面，指出古代中国南方民族确有多次向交趾南迁的史实，如：秦灭巴蜀，开明之子孙南迁交趾；西汉末，夜郎迁九真徼外；乌浒由交趾之西而东入郁林，又部分南迁入交趾。另一方面，又有由交趾北迁者，如《后汉书·南蛮传》载：九真徼外蛮里（俚）慕化内属；西晋时，俚人分布在苍梧、郁林五郡，自晋以后，南朝诸史载俚事颇多，其地则自越州、始兴、晋康，及于广州之北。虽然有这些复杂情形，但无论是中国西南，还是交趾地区，仍然改变不了原有主体民族在本土繁衍生息这一本质的事实！蒙文通对此作了切中肯綮的概括：“是自战国至晋七、八百年间，中土南方之域与交趾之间，民族之迁徙频繁，南迁者有之，北徙者亦有之，且其族类不可以一、二数，然交趾之主体民族--骆越--则早已居于交趾、九真之地，既非自北南迁，亦未见有北迁之迹；是古西南民族之南北迁徙虽频，然于南、北主体民族之大局固无与也。”（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