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一批在三四十年代受到严密考证方法训练的学者，如蒙文通、郑天挺、韩儒林、徐中舒、谭其骧、唐长孺、罗尔纲、杨向奎、邓广铭、周一良、王仲荦、韩国磐、傅衣凌、梁方仲、赵光贤、杨志玖、王玉哲、史念海等，还有一些健在的著名学者，进入新中国时大都正当40岁上下（其中有几位年纪较长，已过50岁），对于他们来说，本已有很好的学术功底和治史经验，又适逢其时地获得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他们对于建国初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是真诚欢迎的，一方面，因其与实证史学有诸多类通而觉得它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又因其比以往的学说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巨大的进步性而感到眼前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能引导自己更加接近真理。故他们学习的态度是充分自觉的、兴奋的，而且充满自我解剖精神，勇于放弃以前不恰当的观点，迫切要求进步。吕思勉不顾本人年过六旬，学习唯物史观更加热情高涨。他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写出了长达万余字的思想总结，既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又回顾自己早在47岁时就接触到马列主义，“但愧未深求”，在学习运动中，“近与附中李永圻君谈及，李君云，学马列主义当分三部分：（一）哲学，（二）经济，（三）社会主义。今人多侈谈其三，而于一二根底太浅。此言适中予病，当努力补修。”（26）唐长孺于1955年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在所写跋语中有真切的表达：“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27）并说下决心还要再好好学习，以清除旧史观对自己的错误影响。谭其骧在1979年写文章反思建国后史学界走过的道路时，尽管当时有人认为唯物史观带来教条化，他却诚恳地赞许在建国初期学习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史学界的大进步：“记得建国初期，史学工作者都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试图应用到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去。在史学界展开了关于古史分期、汉民族形成、资本主义萌芽……一系列的讨论，编辑了大部头的史料丛刊。史学界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28）当然，这些史学家的学习又明确贯彻以唯物史观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警惕并抵制教条化倾向。如唐长孺起初读了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国家普遍存在土地国有制的论述后，曾认为中国也不例外，但经过在研究工作中的反复思考，终于认为土地国有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实际有许多说不通之处，最后决然放弃原先的看法。唯其这些史学家坚持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既重视科学世界观指导又坚决摒弃教条主义，他们的研究成果才得到海内外同行的充分肯定。
    蒙文通是这批考证学者中年龄较长者，他通过学习，迅速地提高了认识水平，自称“数十年之积惑一朝冰释”，尤其具有典型意义。他的感受是在建国初年一封私人信件中讲述的，因而更加实在而可信。蒙文通在信中言：“文通解放后一二年来，研读马列著作，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不徒有科学之论据，亦驾往时旧哲学而上之。”蒙氏长期钻研经史之学，于儒家学说钻研尤深，但长期在探求孔、孟、董、朱、王等儒学人物著作中积累而未决的问题，只有至解放后学习了马列著作才找到了答案。“人性”问题是儒家学说中一个关键性命题。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主张“性善”。至宋儒即大力推阐性善之说，以人之初生，性原为善，复原反本，即为圣人。对于此说，他原先信服，而后来产生怀疑，积疑于心中而长期不能解决者，至学习了马列之后才得豁然贯通。他深刻地讲出其思想认识提高的过程：“儒家之学，自《周易》以下迄宋明，皆深明于变动之说，惟于发展之义则儒者所忽，而义亦不可据。今读辩证唯物论，乃确有以知宋明之说有未尽者。文通少年时，服膺宋明人学，三十始大有所疑，不得解则走而之四方，求之师友，无所得也，遂复弃去，唯于经史之学究心；然于宋明人之得者，终未释于怀。年四十时，乃知朱子、阳明之所蔽端在论理气之有所不澈：曰格物穷理，曰满街尧舜，实即同于一义之未澈而各走一端。既知其病之所在也，而究不知所以易之。年五十始于象山之言有所省，而稍知所以救其失，于是作《儒学五论》，于《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一文篇末《后论》中略言之。自尔以来，又十年矣，于宋明之确然未是者，积思之久，于陈乾初之说得之，于马列之说证之”。蒙氏乃感叹说：“数十年之积惑一朝冰释！”（29）
    由于学习了马列主义哲学学说，使他能以辩证的态度，区分了古代儒学中的精华与糟粕，认识到孔子之“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中确有真理的成分，孟子的“性善说”有可取之处，人性中有向善发展的潜质，要靠后天的教育、修养，使由晦而明，由弱而强。但朱熹的“即物穷理”和王阳明之“致良知”，则颠倒了理、气先后的关系，违背了须经教育、锻炼提高的规律，因而抛弃了孔、孟学说中有价值的东西。而清儒对理学进行了反思，王夫之、陈确之日生日成言性，戴震之言情欲天生合理，颜元之重视实践，正可以救宋儒之失！也正因为学了马列的理论，使蒙文通认识到朱子、阳明之说法虽不同，表现形式虽不同，但致误之根源却是相同的，即违背了先有事物、后有规律，思想意识要靠教育和实践去提高的根本原理。故蒙氏总结朱子、王阳明的失误在于“先天论”，而正确的论点则应是马列主义所阐明的“发展论”。
    蒙文通在解放初学习马列主义而使数十年积惑一朝冰释，并用“先天论”和“发展论”来分析古人学说中的精华与糟粕的经历，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它证明解放初年许多研究者学习马列主义是自觉的、愉快的，并且收获巨大，学术上升到崭新的境界，能够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学术问题，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以辩证的眼光作具体、细致的分析，互相联系，上下贯通，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解决了长期困惑自己的问题，获得真理性的认识。证明唯物辩证法确是比传统思想和近代流行的诸多学说远为高明，唯物辩证法能给人以科学分析问题的理论武器，是具有明效大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列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指导地位，广大史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掀起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事实证明，马列主义的指导使史学工作者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在历史观和治学方法上进入新境，学术上取得了大量新的创获。
    三 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宏观概括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崇高责任感
    蒙文通（1894-1968）学习了马列主义以后感到豁然贯通，认识到唯物史观理论对于史学研究的重大指导意义，而从研究实践来看，建国后他所发表的论著，无论是研究的内容、研究的深度和治学的风格，比较起以前擅长考证和朴素地运用辩证分析方法的特点来说，都已经明显地有了质的飞跃。我们可以举出其代表性成果《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及《越史丛考》来作分析，前者突出地反映出他再不满足于史料的详实和考辨的精审，而要上升到对历史进程和其内在规律性作宏观的概括，后者则突出地反映出他维护历史公正和中华民族利益的自觉性和崇高责任感。岁月的洗炼，更加显示其著作的光彩，直至今天读来，我们仍能深刻地感受到唯物史观指导使其研究成果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和更强的生命力。
    《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一文首先提出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是处在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向前运动的过程中。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运动的泉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反映在农产品的品种和数量上。因此，农产品品种和数量的扩大和增加，也就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的反映。”（30）综合上述两项，作者显然认为农业产量的提高，反映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具有推动的意义。作者又认为，我国二千年来单位面积和农产量的扩大，前后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国、两汉，第二阶段是魏晋、六朝，第三阶段是唐宋，第四阶段是明清。”如亩、石都是用汉量计算，则两汉产量是百亩三百石。魏晋、六朝较两汉大约增加百分之二十。唐宋都是百亩六百石，较汉增加了百分之百。至明清，则较唐宋又增加了百分之五十。（31）
    作者强调唐前唐后的变化，对于整个中国历史进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唐以后的自耕农民，才开始掌握了较多的剩下的农产品以供交换之用（非自耕农一般都不及自耕农），而农民的购买力也才有了提高，才为工商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可能。”他认为，农产品提高的四个阶段，与赋役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统治者对于劳动农民剩余劳动的剥削，从秦汉的劳役负担重于实物负担，变为劳役负担逐步减轻、实物负担不断加重，又变而为实物负担逐渐减少，货币负担逐渐增加，最后则全变为货币负担。”故可以将两汉的租赋、魏晋到唐的租调、唐宋到明的两税和明以后的一条鞭，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又恰好和农产量扩大的四个阶段正相吻合，这也正体现着统治者对农民剩余劳动的剥削方式是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着，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剥削方式也就改变一次，因此清代的农业生产量虽已远远超过秦汉，但劳动人民还是不免于流离死亡，无所告诉。”（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