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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史学演进确实经历过严重的曲折，发生过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我们对此已经作过彻底清算，彻底批判了教条式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认清其危害。今天我们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基本原理，在根本上是与教条主义相对立的。“十七年”的史学工作，与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一样，尽管有过严重失误，但从总体上说，成绩仍是巨大的。将“十七年”史学贬责为“完全政治化”，“只剩下一部农民战争史”，这种看法与客观事实大相径庭，有的人怀疑唯物史观指导作用，即与这种错误估计直接有关。我们之所以作出“十七年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曲折，但从全局看，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样的评价，主要理由是：（1）建国后至60年代初的大多数年份，学术空气健康向上，史学界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争鸣；（2）新历史考证学达到了新境界；（3）在通史、断代史、专史领域都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史著；（4）创立开拓了诸多学术领域，包括近代史和现代史、世界史、经济史、民族史、史学史等；（5）史学理论有重要论著问世，标志着中国学者在运用唯物史观上取得重要进展；（6）成功地完成多项大型历史文献整理工程；（7）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学科体系，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82）教条主义虽然一度盛行，但其所占年份合加起来尚不及十七年的三分之一。再者，对于造成教条主义错误的原因更须具体分析，一是，因研究者对运用唯物史观缺乏经验所致。像这种情况只要在实践中加强锻炼，同时开展健康的批评、自我批评即能逐步解决。二是，由于政治上“左”的错误干扰、影响，这是教条化泛滥的主要原因，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三年中最为明显。对此，只要纠正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便能迅速扭转局面，如1960年中央作出了调整政策之后，学术界的研究、讨论立即正常开展起来，新时期以来拨乱反正，学术研究更出现了空前繁荣，即为明证。三是，“四人帮”为其政治目的鼓吹的影射史学不属于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合而观之，教条化盛行的原因，绝不是由于提倡唯物史观指导所致。恰恰相反，当教条主义逆流汹涌而来的时候，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他们挺身而出予以严肃批判，在他们身上才真正显示出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实际上，“十七年”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学风，一种是实事求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优良学风，一种是教条式地摘引马列词句，当作公式随意套用的恶劣学风。“十七年”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恰恰是正直、严肃的学者大力发扬优良学风、坚决抵制教条主义恶劣学风而取得的。这也是考察、评价“十七年”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方法论问题。不应当只看到教条化、公式化在一段时间的盛行和危害，更不能将曾经发生的教条主义错误不加分析地归罪于唯物史观，从而怀疑以至否定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