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如何正确认识周代“宗法制度”与封建制社会的关系。
    对此，作者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周代以前不存在宗法制，宗法制度是周人创立的，它把统治阶级成员都纳入宗法的系统之中，以巩固统治阶级的利益。第二，以往论宗法制度，根据汉儒的说法，君统与宗统分开，这是极大的误解，实际上相反，二者合而为一。作者说，“过去封建时代的礼家虽然无不谈宗法，但始终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定义。当然他们受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今天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这问题应当有一个正确的理解。”（74）根据汉儒的理解，宗法制度是卿大夫、士的继统法，与天子诸侯无关。《礼记·丧服小记》言，“别子为祖，继别为宗”，“有五世而迁之宗，有百世而迁之宗”。《礼记·郊特牲》又言，“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其致误原因是汉代要提高君权，把君统从宗统中独立出去，就突出了天子的地位。“如古文献和金文所证明的，自西周以来，天子是共主，同时也是同姓诸侯的大宗；诸侯是一国之君，同时也是同族卿大夫的大宗。所以周王室称为宗周，鲁国也称为宗鲁或宗国。后世礼家强分君统与宗统为二，并把宗法看成只是卿大夫士的继统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间的关系都是用宗法制度来维系着的。”“天子对诸侯与王朝卿士来说是大宗。诸侯对其同族是大宗，对天子则是小宗。诸侯之别子为卿大夫，对诸侯来说是小宗，对其诸弟来说则是大宗。《礼记》所说‘别子为祖，继别为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而迁之宗’，这只有在诸侯的诸弟彼此之间的关系上说是对的，这样就把宗法关系局限于很狭小的圈子里，这样就不合于建立宗法制度的原意了。”（75）在西周人看来，周王是天下共主，也就是同姓诸侯与王朝卿士的大宗，而诸侯在其封国之内，也是同族的大宗。周人称镐京为宗周，认为天下的大宗在此，否则宗周之称便不可解。到了春秋时期，这个看法并未改变。作者举出《左传》僖公五年载晋士对晋献公讲的话进行了分析：士“讽刺献公信骊姬之谗，欲害世子申生，所谓宗子指申生，显然他认为晋侯为同族的大宗，世子就是宗子。《己白钟》铭以己白为大宗。《晋邦》铭记晋侯嫁女于楚，为楚国的宗妇，宗妇就是宗子之妻，可见楚国也以太子为宗子。这些例子都说明在春秋时期诸侯王子都以君统、宗统合而为一，诸侯是君，同时就是所有他的子孙的大宗。这和汉儒以来的宗法说正好相反。”（76）第三，尤应认识宗法制度在本质上是土地私有财产的制度。作者引用了马克思《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长子继承权的所有者，即长子，是属于土地的……土地占有制是私有制的基础，但是在封建土地占有制之下，占有者至少显得好像是占有地的君主。”并加以阐释：“马克思明白地指出，这是封建土地占有制，在这里，‘长子继承权的所有者即长子是属于土地的’。这话说得非常深刻。试想没有私有土地，要宗法何用？战国以前庶人不立宗法，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吗？由此看来，宗法制度的继统问题实质上是土地财产的继承问题，是毫无疑义的了。这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只有马克思从把长子继承制看作一种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并为保护它而存在的角度来看，才真正揭穿了宗法制度的秘密。”（77）
    作者在书中还讨论了封国、采邑、世卿等项制度与周代社会性质的关系，从意识形态方面考察周代社会性质，及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等问题。《周代社会辨析》一书确实表明作者将研究工作建立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之上，包括十分重视新出土考古材料的使用，并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辩证分析的方法为指导，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作贯通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创见，因而此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评论者誉之为“辨有特色，析有新意”的成功之作。（78）
    以上论述建国后这批出色学者的成就，只是举要式的，难免挂一漏万。这些分析证明：就研究的层次和达到的深度而言，与“五四”前后考证史家的特点相比，1949年以后的学者由于运用科学历史观为指导，确实已达到了新的高度。即：从以往探索古代帝王世系一类问题，到论述中国两千年历史演进的不同阶段特点，以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变迁；由以往进行古籍辨伪、古史中具体事件、制度问题的辨伪，到论述历史现象内部的规律性，并要从中总结与当前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经验教训；由以往探求一个时期带全局性的大事，到揭示出社会形态演变的内在动因和特征，等等。由于科学历史观指导的力量和学者们的出色努力，至此，新历史考证学实现了质的飞跃，它已汇入到新中国成立后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壮大的时代大趋势之中。
    五 新历史考证学演进道路的启示意义
    总结新历史考证学演进道路的深刻启示意义有二：一是提高我们对唯物史观理论之科学价值的认识，坚定以此指导史学研究的信念；二是澄清对一些问题的错误认识，正确评价新中国史学的得与失。
    正确地认识我们以往走过的道路，直接关系到如何认定今后前进的方向。新时期以来，经过实行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批判极“左”路线，清除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并大力引进西方新学理，史学界出现了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局面。但是毋庸讳言，在对待是否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上，的确存在着认识的分歧，与此相联系，在如何正确评价新中国史学的成绩与失误上，也存在大不相同的看法。有的人对唯物史观指导作用认识产生动摇，也正由于错误地认为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完全政治化”，谈不上有重要学术价值，“十七年”一言以蔽之，就是教条化横行。这种看法是否符合事实呢？我们通过正确地总结新历史考证学如何在建国后达到新的境界，便可以对此作有力的澄清。
    蒙文通、谭其骧等学者，由原先注重于作具体问题的考证，到重视对中国历史进程作宏观概括、并且自觉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或是做到透过历史表象指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或是从经济生产领域与政治制度等的互动揭示社会阶级的特征，或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讨社会形态的演变，他们正是由于自觉地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而在学术上产生了质的飞跃。这是20世纪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深刻意义的大事。
    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同时又是科学的思想方法论，是人类优秀文明的当然继承者和合乎逻辑的发展，因而它与历史学中的实证方法自然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唯物史观也强调搜集史料，要求占有充分的材料；同样重视对材料的考辨，去伪存真，重视史料出处的环境，重视甄别、审查的工作，务求立论有坚实的史料依据；同样遵从孤证不能成立的原则，遇有力之反证即应放弃，训练严谨、科学的态度，反对主观臆断，所得的结论必须经受住事后的验证，发现原先认识有错误迅即改正，决不讳饰；同样要求尊重前人的成果，同时又反对盲从，学贵独创，要有所发现，不断前进，等等。诸如此类，因为都是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和原则，所以唯物史观与实证史学都是相通的。唯物史观又是总结了欧洲近代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历史学最高成果的科学思想体系，因而它又远远高出于实证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揭示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79）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同时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反作用；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唯物、辩证地分析一切历史现象，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把历史看成按其自然过程发展的整体运动；等等。这样认识的广度和洞察历史现象本质的识见，是传统思想和近代进化史观等等所无法比拟的。唯物史观又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它与时俱进，并且能与每一国家民族复杂多样历史进程相结合而灵活地运用，做出恰当的概括。像唯物史观理论这样的科学体系，研究者如能潜心钻研，真正地掌握它，用以指导对错综变化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学术工作就能进入新境。有的学者称许唐长孺建国后治学“始终注意从具体史实的考订分析入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以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探求历史发展的趋向，终究达到发微阐宏的境界”；研究每一问题，必作到“精深分析，由表及里，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与发展演变的规律”。（80）此等成就，此等境界，正得益于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和精深的实证功力二者结合的结果。周一良先生对解放后大陆学者与他以前曾经共事过的港台、欧美学者的研究风格作过比较，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他于1982年赴美访问时，极留心阅读隔绝几十年的港台与欧美的中国史学著作，以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一书为“最有价值者”之一，很珍惜地随身携带回国，他评价说：“严书久仰其名而未得见，读后深佩其考订之细密周详。所不足者，只就制度论制度，未能放眼当时政治、社会、事件、人物，以探求制度之运行及其所以然之故，这种地方大陆学人就显出所长了。”（81）周氏以行家评论，发人深思。大陆学人之所以能联系政治、社会等项论述“制度之运行及其所以然之故”，正因为有宏观理论对实证研究作指导，所以对历史的整体性能够达到更深层次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