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突破了历史时空的束缚，使中西历史比较的合法性得以张扬。
    马克·布洛赫认为，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比较。一种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显著隔离的比较类型，其特点为这些社会的相似点既“不能解释为相互间的影响，也不能解释为出于任何共同的根源”。（32）另一种是对同一时代及相互邻近而又不断影响的现象的比较，“可以部分地追溯到一个共同的起源。”“由于这类比较方法能够更好地对近似点进行严格的分类和论证，就有可能希望做到对事实做出假设少得多、而精确程度却高得多的结论。”（33）从马克·布洛赫的论述来看，中西史学比较显然要被划入第一种比较类型之中，但他更看重的是后一种比较类型。
    毋庸讳言，中西史学之间存在着很长的时间距离和辽阔的空间隔阂，时空阻隔使历史学家无法把握两者之间真实的历史联系，所以，人们有理由探询，中西史学比较的可能性和意义何在？对此问题，若从传统认识论出发，是无法给予合理解释的，但从诠释学的理论来看，时空距离不但不是历史认识的阻碍，而且是历史诠释所必需的条件。伽达默尔认为，只要是理解，人们就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理解不仅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34）时间距离不再是一种由于其分开和远离而必须被克服的鸿沟，相反乃是古今联通的根本基础，所以，“重要的问题是在于把时间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时间距离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在时间距离没有给我们确定的尺度时，我们的判断是出奇的无能。”（35）也只有“时间距离才能使诠释学的真正批判性问题得以解决”。（36）因而较之于传统哲学而言，诠释学将过去和现实在历史的视中结合起来，更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因此，“比较历史给予我们的可能是最明确，而且是最有意义的教导就在于，它使我们意识到，打破那些陈旧的地形范畴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不能硬要以此来区分社会现实”（37），这样一来，将原来互不联系的被时空阻隔的中西历史融为一体，以时间为平台，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探讨两者的异同，从而得出更为深刻的中西历史发展的真相。因而诠释学的时间距离观念对中西史学比较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一，中西史学比较何以可能？这是长期困扰中西史学比较的重要问题。从传统的哲学和历史观念出发，中西曾长期自成体系，并行不悖，中西比较从何谈起？而诠释学的历史效果意识为我们提供了将中西历史加以比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只有这样，它才不会追求某个历史对象（历史对象乃是我们不断研究的对象）的幽灵，而将学会在对象中认识自己的他者，并因而认识自己和他者。”（38）伽达默尔指出：时间距离的另一种意义为“它可以使存在于事情里的真正意义充分地显露出来”。（39）马克·布洛赫就曾经把比较理解成一种“抽象”的方法。“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排斥‘抽象’，正如他不能排斥想象一样。”（40）他还认为：比较历史，“它是一个完全符合科学的学科，它的方向在于认识”（41）。刘家和认为：对于历史现象的比较而言，“事物的本质并非完全外在于比较者的客观存在，它同时也有赖于比较者的理论构想”（42）。
    其二，中西史学比较的真正动力和生命力，对于中国和西方学者而言，其根源在于对当代中西方现实问题的思考。中西史学的比较是随着近代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研究领域。概言之，不管是中西历史进程或比较史学本身所表现出的具体问题或理论问题，“对于中西史学比较而言，无论是上述那一种类型的比较，其目的都是在历史研究中不断地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43）正因为如此，中西史学比较，就不仅仅是一个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而且是与一种新的历史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这一新的历史研究领域不仅根植于中西历史的土壤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了对中西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入探询。马克·布洛赫在论述第一种史学比较的作用时说：“受到比较的启示后，可以开拓新的研究方向。”（44）张广智先生也曾指出，“百年来的中西史学交汇的历史也是色泽丰富与颇具开拓性的学术课题。”（45）所以，进行中西史学比较，关键是要回答时代所提出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即回答所比较的中西历史认识客体所以异同的社会历史原因，以获得对中西历史发展的深层次的规律性认识，从而对中西现实和未来的发展给予启示。所谓“新的研究领域”，恰恰是在回答颇具时代特色的问题中体现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比较的结果只能是一般性地描述比较对象的异同，那就是为了‘比较而比较’，是一种盲目徒具形式的比较，这样，就必然和所以要进行比较的初衷相悖。”（46）因为这种比较仅仅停留在“考证”的水平上，没有价值判断，即没有回答历史认识客体所以异同的根本原因，这种比较显然是不完整的。
    三
    如上所述，诠释学对于丰富比较史学理论并有效地进行中西比较有着重要意义。但还可以继续探索其蕴涵的意义。诠释学认为，对话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对话是在不同层次上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因此，在看到诠释学对比较史学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还应从西方社会历史进程、西方哲学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再对话和再比较，以期对诠释学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指导中西史学比较的正常开展。这不仅是比较史学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诠释学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
    其一，如果将诠释学的相互理解理论置于西方社会历史进程中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一观点明显表现了西方在二战后对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反思和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探索。从西方史学发展史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重要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西方在亚非拉殖民体系的瓦解，还有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广泛影响，等等，这一系列重要而持久的变化自然要求历史学做出回应。显然，西方史学界已经意识到，单从西方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的方法，已经远远不够了，因此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明确提出的：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47）“今天历史学的本质特征在于他的全球性”，（48）“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49），只有这样才能抛弃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从而“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50）。平心而论，以巴氏为代表的西方史学界的这种全球史观念，在努力恢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本来面目，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历史研究应从事实出发的思路和价值取向，表达了西方愿意同世界其他民族平等对话的愿望，显然是应该肯定的。因此，西方现代史学是受社会历史变革和新哲学观念影响，并进而相互影响的产物，因而诠释学、西方现代史学和中西比较史学具有明显而浓厚的社会历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