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如果从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角度对诠释学加以考察的话，显然，哲学诠释学的产生和发展并没有脱离西方哲学发展的轨迹。西方从希腊罗马时代就开始了对理性的追求，由此开始了哲学。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形而上学》中深刻指出，追求“变易中的不变”--Ontology（“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51））--是希腊哲学的一大倾向，如米利都学派的“始基”（arch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柏拉图的“理念”（eidos），亚里士多德的“实体”（substantia），等等，都被假定为宇宙间一切变化和生灭的个体事物的始基或永久是它们自身的本体。从巴门尼德开始，西方哲学把不变性、确定性、无矛盾性当做哲学寻求本原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对本体（有确定性的存在，事物的所是或定义）的研究，并规定了希腊哲学发展的方向。后来其哲学就围绕着这个范畴而展开，到亚里士多德把对本体本身的研究确立为第一哲学（Metaphysics形而上学）。在此哲学背景下，希腊罗马的哲学家认为永恒变动的物理世界和人类社会是与一个不变的实在世界联结为一体的；变动不居的现象仅是其表象而已。正如柯林武德所指出的，希腊人看到了世界万事在变，于是就追求其背后不变的实质。“它蕴含着一种知识论，即只有不变的东西才是可知的。”但悖论“凡属不变的东西都不是历史的”。（52）如果对西方传统的主客体对立的思想体系加以分析的话，其弱点在于抹杀了历史进程中人的主动性。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康德以其三大批判的气魄开始了学术思想的重大转型，其中心思想是强调历史过程中人的主动性问题。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方哲学在研究人的主动性方面获得了很大进展，而诠释学就是其成果的一个突出表现。但也要看到，诠释学在反对客观主义的同时，却有陷入主观主义之嫌，“表现了一个相对主义的偏向。”（53）显然，从诠释学的发展来看，它并没有脱离西方哲学发展的轨迹，只是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客观主义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彻底解决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问题。归根到底，诠释学理论仍是西方化的一种哲学理论。
    其三，如果将诠释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较的话，两者在许多方面有相近之处，“西方现代哲学取代近代哲学是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转变，它使西方哲学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转型有着原则的区别，但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上二者殊途同归，二者都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54）最主要的表现是二者都对传统的认识论新增了辩证思想和实践思想，以此为武器对传统哲学和近代哲学进行了改造，从而使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变化成为可能，并对历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诠释学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还是有许多不同的，最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史学的改造是真正革命性的改造，是建立在唯物主义这一坚实基础之上，较之于诠释学而言，它同人类社会历史建立了真正的辩证关系，将其根本归结为实践联系，因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对于诠释学而言，其突出成果在于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相互理解，但诠释学具有形式主义辩证法的色彩则是显而易见的，表现在缺乏对事物发展和变化的质的规定性的关注，因此具有随意性和主观主义的痕迹，比如，“伽德默尔把真理看成是历史经验的结晶，因而以具有权威性的成见方式表露，虽具有本体性，但却局限在历史的理解的循环之中，如取得理性的有效性的证明变成了一个大问题。”（55）它的理论用语和概念并没有超出西方的理论范畴，它也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认识方法。尽管“伽达默尔本人后期和法兰克福派所提出的‘实践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某种类似的哲学观点，但我们应当注意，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与他们所谓的实践哲学在本质上是根本不相同的”。（56）这种不同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7）所以，“仍不能说本体论诠释学已经科学地解决了历史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58）因而诠释学和它所指导的西方史学一样，需要一种独立的文化主体理论与其进行对话，并在对话中获得提升，以获得更为普遍的意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以正确的比较方法进行中西史学比较研究，进行中西史学对话，这是历史赋予中国文化体系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结束语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诠释学强调在认知对方的同时，还要从对方的角度来观察和了解自己，这种具有主体间性特点的理论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在这一背景下，中西作为相互最适合的“他者”，日益为中西学界所关注。杜维运先生认为，世界上出现过的史学，就其发展系统而言，主要为中西两大史学系统，“所以将中西史学放到一起作比较，是比较史学中最急要与最能有发现的工作。”（59）张广智先生指出，“中西史学经过比较研究可以显示出各自的风格与特点，并看出它们在世界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60）显然，中西史学比较无论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或者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理论建构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当进行这种史学比较时，被比较的历史认识客体总是作为“个别”出现的，并被放到中西社会历史发展广阔的背景中，“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建立个别的历史现象和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联系；还是对这种联系的本质内容进行概括，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和支持。”（61）波兰历史学家托波尔斯基写道：“一个历史学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位哲学家，他应当在不同的哲学中进行选择，并验证这些哲学对于他的研究的价值”。（62）作为一门年轻的正在成长的学科，通过对诠释学的深入研究，并运用现代哲学和史学的发展成果，通过对话从中汲取理论营养，对于丰富中西史学比较的理论和方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