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隐喻”解读对于历史书写的意义
    在以往的中国历史研究中，由于研究者大多关注公开发表的文本中所昭示出的信息，比如较为注重各类官修史书、学者文集和地方文献载存的史料，对其他类型的文本，如私密性日记、诗词、书法、碑刻、绘画中所表达出的各类人物之心态和情绪有所忽略，因此，对整体历史演进过程中发生于表面状态之下的微妙变化难以进行有效的分析。本文试图阐明，对各类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隐喻”意义的解析，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历史事件发生的语境以及历史人物深藏不露心态的理解。这类艺术文本不但在形式上有别于传统史料的类型，而且在内容上也需要通过不同的阅读诠释手段以揭示其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隐喻”解读如何彰显出历史书写中的另一层涵义。首先，历史中所发生的非常规变化容易促成书写者使用隐晦委婉的手法表达自己的心绪，特别是在易代鼎革之际，这种情况的出现会更加频繁和明显。例如，明清易代时期，大量的遗民文字和绘画以及表现出的相关行为就充满了晦涩难辨的隐喻符号，此“隐语系统”包括各种复杂的典故和象征，读取它们显然不能按照常规的路径进行，必须透过其字面或形式的表达寻究背后的真义，还要注意其以隐喻表达心态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因为，一个易代之际的历史书写者与常态下的历史记录者之间肯定有着不小的差别，探析文本差异的同时，对其为何选取此一姿态的人生遭际也应加以认知。故“隐喻史”研究实乃是补充常规历史写作的利器。
    其次，在历史的“常态”境况下，“隐喻”对历史书写也会发生微妙的干预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与易代之际遗民对“隐喻”的使用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本文对士人隐逸诗词中自身境况曲折表达的分析，就是在没有发生历史剧变状况下的常态书写。透过对这些书写中隐喻象征涵义的解读，我们至少可以知悉，所谓田园诗话语本身所蕴藏的虚幻性，以及士人与政治变化之间复杂的心理纠葛关系。
    再次，即使在所谓的“盛世”时期，例如，清朝的康雍乾时期，艺术作品中的隐喻也在不断频繁地被加以使用。艺术作品中的许多象征性要素，比如服饰、花草、器具、山水、建筑都有可能成为满洲帝王建构其统治合法性的工具。比如，雍正通过自画像中不断变换的各种不同的族类服饰，昭示其多民族共主身份的重要，而《十二美人图》中汉族女子形象的界定，可以验证满族皇帝对征服“江南”文化的渴望。乾隆帝则以多幅身着汉服的画像，暗示自己对汉人士大夫“道统”的据有。可以由此间接地验证清朝皇帝持续不断地希图把“道统”与“治统”合二为一的政治企图与规划效果。
    其实，就某种具体带有“象征”意味的行动而言，貌似同一类的行为却包含着不同的历史意图，即以“访碑”而言，“碑”作为一种历史象征，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人群对其解读的动机和目的是颇有差异的。明末访碑是园林生活空间中赏玩拓片的怀古行为，清初访碑则多是遗民怀念故国的凭吊举动。从碑碣分布的情况而论，汉唐古碑多分布于北方地区，而印刷文化多发达于南方，故怀古踏勘的活动多发生在北方地区。但明末以后南方宗族和庙宇的兴盛却使得南方地区的碑碣出现的频度增高，故当代历史人类学把访碑作为主要的研究手段，亦可间接证明访碑作为象征行为的变化轨迹。
    注释：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③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台湾《新史学》第十四卷第四期，2003年12月。
    ④ 参见北岛《城门开》，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17页。
    ⑤ 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58页。
    ⑥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页。
    ⑦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第83～84页。
    ⑧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第162页。
    ⑨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第167页。
    ⑩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建立与士人精神世界的变异》，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0～58页。
    （11） 《鲒琦亭诗集》卷十四第三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