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日本法西斯自“九一八”事变时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以牺牲中国为筹码，推行绥靖政策，可分三个阶段认识其历史过程。从“九一八”事变至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是英国对日本实行绥靖的第一时期，特点是英国放弃实力政策，牺牲中国东北，制造美日均势，引诱日本北进反苏，以保持英国在亚洲全部既得的霸权利益；从日本退出国联至“七七”事变爆发为第二时期，特点是英国继续绥靖日本，退让华北、内蒙，勾结日本兜售“和平分割”中国的原则，但是日本法西斯节节进攻，英国幻想相继破产；从“七七”事变至欧战爆发为第三时期，特点是为重视英国在欧洲的利益，阴谋牺牲整个中国，在其亚洲地位受到全面危胁时，逐渐联合美法，开始转而采取实力对抗政策。④通过这一历史过程，日本，这个被英国政治家开始时还看作是潜在的远期的威胁已经变成紧迫而又致命的威胁；原来视为区域性事件也已是对英国霸权的全面进攻。绥靖政策推行的结果恰与政策制定者的动机相反，助长了日本法西斯战争势力，削弱了自己的实力准备，牺牲了中国的利益，加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
    有实力抗衡而妥协退让，一任法西斯势力壮大，为所欲为，一如“九一八”事变当时，姑且名之为“主动的绥靖政策”；殆至三十年代中、后期，法西斯专政统治了日本，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国上台，1936年11月《反共产国际协定》使日德同盟关系成立，东西两个战争策源地的接近，使英国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日英实力对比更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变化。对再也不象“九一八”事变当时那般容易对付的日本，英国只好沿着绥靖政策的路子滑下去，这时它所推行的应该说已是一种“被动的绥靖政策”了。然而绥靖政策的核心或者说终极目的是处于守势地位的霸权大国通过这种政策保住霸权，因此在法西斯无止境的进攻面前，终究不可能无底止的退让。这一矛盾的结果，又只能是形势随绥靖的推行而愈益不利的既得霸权的大国寻求国际联合的“合力”转变为采取集体的实力抗衡的政策了。但是这时制止战争为时已晚，法西斯战争机器的高速运转根本不会停止，联合起来的抗衡力量也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另一次以反法西斯为性质的世界大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必然爆发了。如果说这“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多种世界经济的政治的因素发展的必然产物。”⑤那么英国在三十年代国际政治生活中，先在东方后在西方对法西斯战争实体不断推行的绥靖政策，就是斯大林所指出的那种政治因素之一。
    维护世界和平、制止世界战争应该说是一切国家的庄严责任。但是它们的实际作用并不是同等的，大国承担着更大的国际义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除了旨在发动战争的国家不论，处于大国地位的则有英、美、法和苏联四个国家。再加比较只有英国一个国家是基本上各实相符的。三十年代，法国之在欧洲要与英国联合才有力量，国际生活已少见到它的个性表演；美国正在利用酝酿着战争形势向世界第一大国发展，但还没有从孤立主义中解脱出来；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仍在资本主义包围下，正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之中。虽然已是内外交困，但还称得上对世界事务负有更多义务的大国的首先还是英国。它的地位使它应该比其他国家对争霸斗争更为敏感，对新的战争威胁更有责任加以制止。当然，英国也是霸权主义的帝国主义，但它处于战略守势，没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在反法西斯问题上与世界人民利益有一致的方面，只有东西方法西斯战争势力才是人民主要的敌人。既然当时世界局势历史地注定了英国比任何其它国家，更有责任也更有实力，采取各种可行方式，包括通过国际组织，联合反法西斯力量，制止法西斯战争势力的崛起，维护世界和平。而历史的事实则正是英国，反倒发明了一种寓霸权斗争于妥协退让之中的新鲜货色，那么臭名昭著的绥靖政策的专利权也就历史的落在英国的头上了。法、美等国虽也各有责任，但不能与英国同日而语。否则，历史学家就会犯分析事物不分主次的错误了。
    绥靖政策初行于东方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必然。和世界其他地区比较是在亚洲最先发生了争霸性质的侵略战争，而且是最易诱发出英国绥靖政策的地方。法西斯在意大利上台固然早，但它成为发动战争的力量则较日本为晚；希特勒法西斯更为疯狂残酷，但是较之日本发动争霸性侵略战争也是晚的。法西斯的进攻总是先从旧霸权秩序不稳定，防卫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入手的。日本在三十年代初先从侵略中国的东北开始，就是认为自己在该地区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的62.9％，可以占据绝对优势。英国自知在东北的经济实力远不如日本，竞争前景也不乐观，于是就认为可以采取放弃东北这块次要的市场，借以稳住全局，并引诱日本北攻苏联的政策了。这就导源出来了绥靖政策。而这种政策一直成为处理中国问题的指导原则的，那还与英国的全球战略和对远东问题的观点有关。
    英国是以欧洲为战略重心的国家。欧洲有发达的经济，有传统的国家矛盾存在，它始终认为与亚洲相比，欧洲是它首先要控制的地方。而将全球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先欧后亚，它们的远东政策一直被置于从属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