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英国制定远东政策人们的观点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的市场观与中日两国的政局观问题。这些对于英国对日本推行绥靖政策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
    1933年英国外交部中国问题专家普拉特（J·Praft），回忆传统的中国市场观，说那时“当我们谈到在远东之英国的权益时，通常在观念中只限于指在中国的权益。”⑥但是因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日本的强烈竞争，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而由于中国市场的无限潜力，又对将来的经济可能性怀有强烈的期待，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更是如此。但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衰落，竞争无力，出现了一种与加速侵华的日本“能够共存”以及“和平分割”中国市场的看法。他们顽固地认为“就英国之在中国的权益而言，较之敌对的日本，则敌对的中国方面（指中国民族解放力量--引者注）是最大的威胁。”⑦而所谓日本的威胁则是以帝国防务为目标，从军事战略方面来考虑的。1938年秋，外交副大臣卡多根（A·Cadogan）认为“维护在中国的英国权益，一般地可以说，从我国在亚洲的威信来看也许是重要的，但在本质上并不一定是最为重要的。在远东对我国致命地关心的事情，可以设想的是，对日本的攻击而守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问题。”⑧英国这样的防务意图和它的现实力量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矛盾的。如向远东派出足以作战的舰队，那本国周边就会出现防卫薄弱的形势，而这是英国军事上的禁忌原则。综合起来，基本经济的与军事的这两方面的权衡，加上日益复杂了的欧洲问题，仇视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心理，在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思想的基础上，确定对日本推行绥靖政策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为进一步弄清楚英国对日绥靖的动机，还有中国政局观和日本政局观这两个问题应该一并加以考察。
    1926年的《十二月兰皮书》是二、三十年代英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纲领，其中指出令人忧虑的是“在中国的政治分裂现象中，伴随着有以获得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位为目标的强大的民族运动的发展。”⑨1927年将介石背叛革命后，《十二月兰皮书》起草者、外交大臣助理韦尔斯利（V·WellesLeg）忧心忡忡地说：“做为中国人同志间分裂的意见分歧是什么，……（现在）连‘驱逐外国人，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样的声音都不是可以团结所有的人的口号了。”⑩隐晦地说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于是想借助反苏反共的日本法西斯力量来消除英国在中国的后患，1938年8月英驻北京总领事报告说，“如果日军从华北被驱逐， 中共统治下的地区采取独立的立场，那是‘妨碍中国的统一’的。”（11）显然这些反对中共的观点都加强了英国在日本不断扩大侵略中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行其绥靖政策的决心。
    英国绥靖日本法西斯战争力量，还和他们对日本国情的错误判断有关。“九一八”事变之初，英国袒护日本侵略，除了前述的一些考虑外，当权者中间还流行着下面一种帝国主义逻辑。即：“如果我们谴责日本的话，那就等于谴责我们英国之在印度、埃及的全部政策。”（12）殆至三十年代中、后期，英国当权者对日本政局的认识，虽有分歧，但是以“七七”事变后驻日大使克莱琪（R·Craigie）为代表的，后来为首相张伯伦所强烈支持的观点占据支配地位。这种观点是强调在日本领导层有“希望实现逐渐的经济扩张的稳健派和那种为狂热所驱使以征服世界为目标的过激派。”（13）的区别，这本是不错的，但是他们予测认为由“稳健派”掌握政权的可能性更大，并据此导引出推行绥靖政策的结论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了。认为英国如对日本显示强硬的姿态，其结果将使“过激派”增强势力，出现使日本对外“膨胀”行动更加激化的结果；相反，英国如果采取妥协态势，那将强化“稳健派”的力量；而使日本走向与英国“协调”的道路，张伯伦之流所说的“稳健派”是指的日本的银行家、实业家、文职官僚等。但历史事实却和这种主观的臆断恰恰相反，日本在争夺霸权的侵略战争中是逐步强化了军部的支配力量，内阁之“从滨口到广田（弘毅）的演变”正是实现以军部专政为特点的法西斯化的全部过程，演变到1938年的结果，恰恰不是英国所梦想的“稳健派”，而是法西斯军人的“统制派”掌握了全部国家机关。
    英国人对日本政局观还有个值得一提的错误，即在三十年代期间仍然一味坚持日本的经济和财政是承担不住进行大规模战争的传统看法，而过低地估计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力量及其疯狂性。他们看不见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例如日本占领东北取得了相当的资源，日本经济体制已转向战时轨道，美国对日本战略物资的供应等等。
    历史当然要惩罚那些置世界人民利益于不顾，玩弄权术而又经常失误的所谓的“政治家”的。当那个为英国长期绥靖而疯狂起来的日本法西斯，并不停在它所让出的范围，反而向它控制的一切地区冲杀过去而企图从根本上取其既得霸权而代之的时候，就只好给绥靖政策作个悲剧式的收场了。较有远见的丘吉尔谈到三十年代欧洲情况时说：“直到1934年上半年，英王陛下政府仍然不必冒战争风险就可以基本上控制局势，他们可以随时同法国合作，并且可以通过国际联盟的机构对希特勒运动施加强大的压力……”（14）这种论断显然也是适用于东方的。但是正如因主张强硬外交而被迫辞职的艾登所慨叹的：“英国的政策过去坚持己见到了顽固不化的程度，现在该付出代价了。”（15）
    一切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任何时候都是从本国的根本利益，而不会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决定它们的外交政策的。因此世界人民决不能在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问题上对任何一方的霸权主义国家抱有任何幻想。不管是谁在什么地方搞什么样的霸权斗争，都要坚决反对。绥靖政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于防御地位的老大的英帝国主义进一步衰落在政治上的必然产物。三十年代，英日都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但是将英国同日本法西斯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这个特定意义上认为英国采取反法西斯侵略扩张，对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是可取的，推行绥靖政策是政治上的重大失误；这并不意味着幻想英国采取正确的政策和对英国霸权主义是支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