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罗马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尖锐化，广泛、剧烈的反罗马奴隶主统治的人民斗争，垂死的奴隶制的种种征象，为日耳曼人推翻西罗马帝国的统治、建立新的国家，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大举入侵罗马世界的蛮族，如果没有罗马奴隶社会内在的尖锐矛盾，如果没有罗马奴隶、隶农和贫民起义的直接、间接的支援和配合，要取得胜利，是很难想象的。
    第二，对于罗马社会，日耳曼人并不完全是外部力量。在公元四世纪晚期蛮族大举入侵罗马帝国以前，日耳曼各族和罗马，早已有各种不同方式的交往。日耳曼人先后络续迁移、定居罗马帝国境内者，已经不少。在罗马奴隶、隶农、仆役、侍卫人员中，在雇佣军的各级军官和士兵中，都有人数众多的日耳曼人。同时，在帝国晚期，苦难深重的罗马人民，“都不得不逃到罗马人民的敌人那里去，以免变成不公正的迫害的牺牲品：他们到蛮族那里去寻罗马的仁爱，因为他们不能在罗马人那里忍受野蛮的非人待遇。”⑦这样，在罗马人民起义队伍中，在{K50418.JPG}变的军队中，有蛮族；在侵入罗马的蛮族中，有罗马人民。西欧社会制度的交替，其内外因素互相交错。
    第三，西欧封建制度的起源，有日耳曼成份，也有罗马成份。通过日耳曼征服，这两种成份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封建制度。
    新旧统治阶级的更替，是新旧社会更替的标志。新建立的蛮族国家的统治阶级，主要是以国王为首的封建贵族阶级。这些封建贵族，就是日耳曼人在进行战争中的各级军事首领及其扈从队。通过掠夺、占领、封赐，这些人“得到了大片人民的田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页）都成为大地主。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说，封建主义“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的军事组织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八一页）。
    封建贵族不同于奴隶主贵族，主要由于他们对生产劳动者剥削、奴役方式不同。封建贵族在他们的大地产上，仍然剥削、奴役大量的隶农和奴隶。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他们按照他们古老传统的剥削奴隶的方式，来剥削大地产上的被奴役的劳动者。日耳曼人在塔西佗时期已有了奴隶，只是，奴隶的地位和古代罗马的奴隶不同，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奴主只从奴隶那儿索取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⑧。这种日耳曼式的奴隶的地位，基本上近似罗马社会中的隶农。可以说，古代日耳曼的奴隶和古代罗马的隶农，都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日耳曼的征服使这两家“前辈”交流汇合，使他们成为依附于土地、交租服役，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和自己的经济的农奴阶级。大地产中的奴隶的待遇，也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奴隶不同了。他们变成了日耳曼式的奴隶，加入了农奴的行列。古代奴隶社会使社会上的非奴隶成份（包括隶农制）向奴隶制转化。中世纪封建社会，使社会上的前封建成份向封建制转化。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飞跃。
    但是，社会发展要完成这种飞跃，必须具备一个根本的前提：和先进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生产力。没有相应的生产力水平，日耳曼原始社会晚期的家长奴隶制，决不可能转化为封建农奴制。蛮族的军事首领及其扈从队，也不可能成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日耳曼征服所以能对西欧社会制度的变革产生深远的作用，主要由于当时西罗马帝国的生产力水平为它准备了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说：“蛮族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一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日耳曼）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成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八○--八一页）
    注释：
    ①在革命导师的著作中，斯大林是这样说的：“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体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即只有通过新兴阶级的自觉活动，只有通过这些阶级的暴力行动，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扫除的障碍。”见《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上册，第二○六页。
    ②奴隶革命一词，首先似见于斯大林的讲话。斯大林说：“奴隶革命把奴隶主消灭了，把奴隶主剥削劳动者的形式废除了。”（《列宁主义问题》，第四九三页）
    ③А·π·卡日丹：《罗马帝国封建关系形成史上某些争论不决的问题》，见《罗马奴隶占有制崩溃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七一页。
    ④⑥А·Р·科尔松斯基：《论四--五世纪罗马帝国西部各省中奴隶，被释奴隶与科洛尼的地位》，见《罗马奴隶占有制崩溃问题译文集》，第九三、八九页。
    ⑤А·Г·根普：《晚期罗马帝国的特利布塔里和因奎林》，见《罗马奴隶占有制崩溃问题译文集》，第一三七页。
    ⑦撒尔维亚：《神的统治》第五卷，引自科瓦略夫：《罗马史》，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版，第九七○页。
    ⑧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二五节，见《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