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变革(或谓“社会变迁”)加速进行。广义的社会变革，指的是从传统的农牧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和城市社会演变的过程，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外交或国际关系、文化乃至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方方面面。大致说来，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工业化拉动城市化，进而带动社会的全面变革与发展。不过，对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而言，自上而下地追赶和学习先进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仿效其发展道路，同时遭遇殖民列强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加之遭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和政治秩序，使其社会变革的环境与路径明显地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在社会变革的复杂进程中，维护政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研究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的辩证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当今的世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伊朗是海湾乃至中东地区大国，在伊斯兰教世界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影响。在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方面，伊朗在20世纪走过的道路，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一面。比如，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白色革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持续、稳定和高速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急剧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伊朗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又明显地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伊朗提供了一个高速经济增长下政权出人意料地突然倾覆的典型案例，即1979年伊朗革命的爆发；其次，与此相关，伊朗的社会变革进程和社会稳定问题，与伊朗国家与宗教的关系直接关联，以至于1979年革命普遍地被称作“伊斯兰革命”。在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伊斯兰教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共性的重大问题，然而伊朗作为最大和最重要的什叶派国家，什叶派教士(音译为“欧莱玛”)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本文在吸纳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①的基础上，从革命力量与关键历史人物的视角入手，重新探讨巴列维王朝突然倾覆的原因，进而考察1979年革命前伊朗的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
    一、巴列维王朝突然倾覆的原因
    20世纪的伊朗，发生了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稳定问题亦相当突出。腐朽没落的卡扎尔王朝(1786-1925年)，历经立宪运动(1905-1911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终于在1920年代中期走到了尽头。军人出身的礼萨汗在大地主的支持下，于1925年建立起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强力推进了伊朗的国家统一和民族主权国家的构建，大刀阔斧地实施世俗化、西方化和民族化改革政策，促进了伊朗社会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1953年“八·一九”政变以来，伊朗在美国的扶植与敦促下，依托愈益增长的石油收入，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六七十年代，随着“白色革命”的开展和五年发展计划的实施，伊朗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也显著提高。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以欧莱玛和资产阶级为领导力量，以城市和平示威为主要手段的“和平革命”，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出人意料地推翻了巴列维王朝，震惊了世界，更凸现出伊朗社会变革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1.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主要社会力量
    探究1979年巴列维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塞缪尔·亨廷顿关于专制王朝推进现代化的“根本性困境”理论。亨廷顿说：“一方面它们必须集权于君主以图推开社会与经济改革；另一方面，集权却又使扩大传统政体的权力和吸收现代化所产生的新集团变得更为困难、甚至不可能。要使这些集团参与政治似乎只能以牺牲君主制为代价。”“传统政体能够改造社会，却不能够改造自己。君主政体之父最终被其现代化之子所吞噬。”②换言之，在现代化浪潮下，君主必须搞现代化改革，以增强政治合法性。改革就必须集权，而改革的成功往往削弱君主政体的合法性，因为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必然培育出要求深化改革、扩大政治参与的新生社会阶层和集团，而君主专制的内在逻辑难以通过扩大政治参与获得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
    亨廷顿关于君主制政体实施现代化的“根本性困境”的宏大理论，看来言之凿凿，颇有道理。但是结合伊朗实际，细究起来，尚有疑问。虽然1950年代以来快速推进的社会变革，扩大了伊朗中间阶层(或称中产阶级)的规模与力量，但是伊朗中间阶层不是1979年革命的主力军。首先，中间阶层，包括政权体制内的中低级人员、专业人员和国有部门人员，大多是政权的依附者和受益者，缺乏革命的内在动力。其次，中间阶层内聚力弱，组织性不强。虽然部分出身中间阶层的人士成为政治领袖，但中间阶层本身没有组织起来，既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也不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几乎没有政治行动的能量，缺乏集体行动必需的组织机构。白领雇员和专业人员在反对派发起行动后一年多没有卷入政治冲突。当他们终于参加进来，大多要求经济而非政治变革。③因此，巴列维国王的垮台，主要不是社会变革中产生的新生阶层渴求扩大政治参与同君主专权冲突的产物。
    与中间阶层类似，劳动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内，内聚力不够，组织性不强，展现出比较低的集体行动能量。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组织程度较高，1977年经济危机以来由于通货膨胀与政府的紧缩政策，他们的经济地位下降，是革命的肥沃土壤。1978-1979年石油工人和其他产业工人的集体行动，极大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可以说是葬送巴列维国王的最后一支关键力量。但是，此前巴札④持续不断的坚决斗争迫使国王做出政治让步，为工人阶级的动员奠定了基础。可见，工人阶级加入革命晚，亦不是革命的主力军。
    在土地改革中，农民阶级发生分化。少数农民，即享有租佃权的分成制农民，分到少量土地，是土改的直接受益者。由于推进农村资本主义发展，这部分本来受益不多的农民，在合作社和农场企业的发展中受到负面影响。因此，与巴列维国王土地改革的初衷相反，他们没有成为政权的支持力量。占农村人口1/3的没有租佃权的农民和无地农民，在六七十年代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或继续其无奈的悲惨生活，或沦为资本主义农场的雇佣劳动者，或移民城市转变为城市贫困移民。作为“城市示威型革命”，伊朗农村人口“超然”于革命之外。国家的资本积累与分配政策极大地偏向城市，向大资本倾斜，忽视农业和农村地区，导致农民状况恶化，城乡之间和地区间不平等加剧。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移民城市的原农村人口，在革命末期卷入其中，但显然同样不是革命的主力军。
    研究巴列维王朝突然倾覆的原因，就必须回到伊朗特殊的社会结构和国家与宗教关系上来。在持久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伊朗资本主义艰难发展，且发展不充分，伊朗产业工人和资产阶级都没有成为伊朗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导力量。伊朗资本主义的欠发展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对伊朗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极为深远。一方面，资产阶级或者依附于政权，成为官僚资产阶级，或依附于国外大资本，成为买办资产阶级，均具有天然的软弱性。与巴列维政权既斗争又合作。因此，虽然伊朗自1906-1911年立宪运动以来形成了某种“民主”传统，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在一定程度组织起来，但是资产阶级内部是不统一的。面对巴列维政权的强力弹压，没有成为伊朗政治的主要力量。1978年11月初，资产阶级自由派领袖马赫迪·巴扎尔甘和卡里姆·桑贾比到巴黎拜会霍梅尼，资产阶级与欧莱玛结成推翻巴列维政权的政治联盟，实际上服膺于以霍梅尼为首的欧莱玛阶层。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伊朗经济和社会中的传统力量，即巴札和欧莱玛相当强大。虽然大工业在六七十年代长足发展，伊朗的传统商业——巴札受到冲击，但是其力量依然相当强大。据估计，巴札控制着当时伊朗国内贸易的2/3和对外贸易的1/3。与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不一样，巴札具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对政权的依附性低，长期以来是伊朗社会中一支独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而且，巴札内聚力强，组织程度高，在1950年代初期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和1960年代初期的政治动荡中，都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1975年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和打击投机倒把运动，危害了巴札的既得利益，把巴札彻底地推向了政权的对立面。1978年1月发生所谓库姆惨案，巴札与欧莱玛在政治上结成联盟，反对派势力壮大。反对派以欧莱玛为主要动员与组织力量，以巴札为主要后盾，发动频繁的大规模和平抗议示威，致使伊朗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社会动乱和政治对抗愈演愈烈。随后，产业工人尤其是控制伊朗政府钱袋子的石油工人加入革命。
    作为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什叶派国家，伊朗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明显地不同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国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979年革命的特征与巴列维国王的命运。简而言之，自16世纪初什叶派成为伊朗国教以来，虽然发生过一些变化，但是什叶派欧莱玛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宗教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源泉，什叶派欧莱玛控制教育和司法部门，并且拥有独立的经济、财政资源。在欧洲殖民势力特别是英国和俄国的经济渗透与殖民入侵中，欧莱玛作为民族主义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尤其体现在1891-1892年反对腐败的卡扎尔王朝出卖烟草专卖权的斗争中。在立宪运动中，欧莱玛再次行动起来，成为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力度很大，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欧莱玛的独立地位，欧莱玛积极参加1950年代初期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保守的欧莱玛后来撤回对摩萨台首相的政治支持，是这场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看，礼萨汗的改革没有触及欧莱玛的根本利益，主流的欧莱玛暂时远离政治。事实上，欧莱玛与政权达成了妥协，至少是某种默契。1953年“八·一九”政变后，巴列维国王竭力争取欧莱玛的支持，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1959年土地改革法案遭到欧莱玛的反对，结束了双方“短暂的蜜月”。阿亚图拉博鲁杰尔迪指出，对土地所有权的任何限制有辱伊斯兰教法，议会两院应当“阻止批准这个法案”。⑤随着巴列维“白色革命”的开展，双方的冲突愈益激烈起来，霍梅尼在这场斗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巴列维王朝的掘墓人。
    概而言之，欧莱玛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和组织能力，是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主要领导力量。同时几个关键历史人物对1979年革命的突然成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