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资本主义是在传统的封建土壤上缓慢而畸形地发展的。礼萨汗的改革与维新图强运动，在农村加强了大地主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在城市则在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巴列维国王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主观上是为了打击大地主阶级，发展小农经济，促进农村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依托强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以巨额石油收入为后盾，大力推进城市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国家在宏观规划和资源分配上均发挥主导作用。国家在工业投资中占的比率，从六十年代中期的40%上升到1970年代的60%。私人资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官僚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起源于大地主、城市贵族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业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比较软弱。财富高度集中，在1972年的364家最大的企业中，56个家族拥有其中177家的股份。(18)最大的地主和资本家，就是巴列维王室。
    专制君主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变革，实际上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意味着私有部门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受到国有资本和外国资本的严重挤压。私有部门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双重压制。这产生了另外一个严重后果，即传统商业和手工业——巴札仍然比较强大。巴札继续控制国家一半手工业生产、2/3的零售业和3/4的批发业。(19)传统城市社会的主要经济力量巴札和传统社会的主要精神力量欧莱玛相结合，对巴列维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伊朗社会变革的严重不平衡，是造成巴列维王朝倾覆的根本原因。这种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巴列维国王在政治上的专制，政治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国王对于继位初期自己政治上的无力与政治动荡心有余悸，因此竭力发展军、警、特等强力机关，对于政治改革尤其是通过民主政治释放政治能量，极为保守。相反，1975年建立御用的复兴党，试图通过复兴党进一步集中权力。复兴党加紧向现代中间阶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巴札(传统中间阶层)渗透。这种加强控制的渗透措施侵犯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巴札，使二者同当权者离心离德，甚至把后者推到了欧莱玛一面。假如巴列维国王及时实行自上而下的有序的政治改革，把民族资产阶级有效地吸纳到政权体系内，逐渐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过渡，那么，以所谓自由派为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就不会也不必借助于欧莱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和经济利益。事实上，如前所述，只是在1979年革命成功前两个月，资产阶级才最终与欧莱玛结成推翻巴列维政权的政治联盟。
    巴列维国王政治上的专制独裁，不能仅仅归结于他个人的专制倾向或独裁欲望。相反，恰恰是他从大地主向大资产阶级的转变很不彻底，在他身上遗留了太多的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痕迹，不能自上而下地主动引领伊朗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转型。因此，他就不能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团结资产阶级自由派。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力量不够强大，不能迫使巴列维国王在政治上妥协，进而迈入民主政治轨道。相反，软弱的资产阶级饮鸩止渴，服膺于霍梅尼，伊朗社会便从急剧的社会变革转变为严重的社会动荡，陷入严重的政治动乱之中。
    总之，严重不平衡的社会变革葬送了伊朗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