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伊朗社会变革的不平衡与社会稳定问题
    20世纪的伊朗，发生了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从政治上看，出现了民主与专制的博弈和反复较量。1905-1911年立宪运动开启了伊朗从封建专制王朝逐渐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过渡的长期、艰难探索进程。礼萨汗原本有意仿效土耳其，建立共和国，遭到伊朗社会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乃重建专制王朝。
    专制集权的强势领袖礼萨汗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维新图强，发展近代机器工业，建设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启动伊朗的工业化进程，推进伊朗社会变革，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1925年伊朗铁路仅250公里，1938年为1700公里，1950年达3180公里。⑧1938年，途经德黑兰、联结里海与波斯湾的长达1400公里的跨伊朗铁路，在没有外国贷款的支持下建成通车。这是礼萨汗时期伊朗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志性项目。礼萨汗还竭力维护伊朗经济主权，收回关税自主权和货币发行权，以关税保护和适当的货币金融政策，发展近代机器工业。1925年伊朗只有不到20家工厂，其中5家工厂的工人超过50人。1941年工厂数量超过300家，其中28家工厂的工人超过500人。到1941年投资约2.6亿美元，其中1/3由国家投资，一半以上来自私人资本。纺织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得到空前发展。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礼萨汗虽然成功地推动伊朗社会现代化和社会变革，并亲手缔造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主要由于他错误地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1941年8月苏联军队和英国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入侵伊朗，他被迫退位，把政权交给羽翼未丰的王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即巴列维国王)。这种政治突变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概而言之，伊朗从强势君主高压下的政治稳定转入多种政治势力，包括苏、英、美势力激烈角逐与争夺的政治动荡时期。从1941年9月到1953年“八·一九”政变，伊朗似乎回到了立宪运动期间的议会民主，但是政治动荡影响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八·一九”政变后，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巴列维国王逐渐恢复专制权力。
    在二战后亚非拉国家普遍推进发展的潮流中，巴列维国王依靠美国的支持和愈来愈多的石油收入，继承其父王的衣钵，着力推进伊朗的工业化，进而带动城市化，伊朗社会变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巴列维国王的政治目标，当然是利用有利的国内外形势，尽快实现伊朗经济现代化，使伊朗发展成为海湾第一强国乃至世界工业强国，恢复昔日波斯帝国的辉煌。从主观上看，意在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巩固巴列维王朝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白色革命”的主要政治目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废除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加快农业和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避免发生共产党与左派领导的“红色革命”和欧莱玛领导的“黑色革命”。“白色革命”的核心是土地改革，还包括森林国有化，向公众出售国有企业，工人分享利润计划，授予妇女选举权和建立扫盲队。后来，巴列维国王将其扩大化，把政府的一些重要政策亦列入“白色革命”，从最初的6项原则增加到19项。⑩
    如果说礼萨汗通过现代主权国家的构建，尤其是强迫游牧部落民定居，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伊朗社会的面貌，那么，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和发展计划，则是促使伊朗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与工商业社会转变的强劲动力。1963-1971年分三个阶段实施的土地改革，产生了几个重要效果。第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地权结构和统治方式。在土地改革前夕的1962年，封建生产关系在伊朗农业中未受触动。居住在城市的占伊朗人口1%的在外地主，拥有全国55%以上的耕地，控制超过65%的乡村人口。(11)这些在外地主把持着农村统治权，占据议会的多数席位并在历届首相中占据绝大多数。因此，巴列维土改的主观目的，是打破大地主对耕地的高度集中的占有，极大地削弱大地主在农村的统治地位，建立起国家对农村的统治。经过三轮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到1971年9月官方宣布土改结束时，拥有租佃权的1 766 625户农民，即92%的拥有租佃权的农民，获得了其所耕种的土地的合法权利。如果以一家平均5口人计算，那么，受益于土改的人口约960万人。(12)占农村人口1/3的没有租佃权的农民，完全被排除于出在土改之外。换言之，介于伊朗总人口的1/3～1/4的人多少受益于土改，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人口不平等的经济地位。第二，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与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土改鼓励地主与佃农合资组建农业企业，鼓励和推广农业的市场化经营，政府出资并吸收国外资金和国内资金，组建机械化、资本密集型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
    经济发展计划则着眼于城市和工业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社会变革。由于政治动荡和石油国有化危机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第一个七年发展计划(1949-1955年)基本流产。在美国的援助和巴列维权力巩固的形势下，第二个七年发展计划(1955-1962年)基本成功。1963年、1968年和1973年连续制订和实施三个五年发展计划，使六七十年代成为伊朗工业化的黄金时期，以至于有学者称之为“伊朗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1963-1977伊朗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从5%上升到20%，增速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速的2倍。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1%上升到17%。雇佣工人10-49人的小工厂，从1502家增加到7000家以上，雇用工人50-500人的中型企业从295家增加到830家，雇用工人5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从105家增加到159家。(13)
    一方面，土地改革并不彻底和成功。半数农村家庭没有受益于土改，因为他们不是分成制农民。分到土地的绝大多数农村家庭，土地贫瘠，面积太小(7公顷土地被认为是维持一个家庭生计的最小面积)。这部分农民并未如巴列维国王所愿，转变成政权的支持力量，而是在后来的革命中保持沉默。另一方面，由于土改不成功，“到1971年绝大多数村民的经济地位并不好于土改计划实施之前”。240万农民占地不到10公顷，另有70万到140万极为贫困的无地农民。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另一个农村集团，是农村手工业者，如理发师、木匠和铁匠等。农村的贫困问题极为严重：占地3到10公顷的农民，人均年收入仅131美元。占地0到3公顷的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70美元。(14)
    农村的贫困、城乡差距急剧扩大与城市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1956年伊朗城市化率仅31.4%，1966年为37.3%，1976年再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47.3%。1986年增加到53.3%，1996年为60.8%，2006年为68.5%。(15)根据伊朗中央银行发布的数据测算，2010/2011年城市化率突破70%的大关，达到71.8%。(16)
    从表面上看，城市化的推进是积极的社会变革。但是，伊朗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城市化，与许多亚非拉国家的“过度城市化”相似，是一种畸形的城市化，城市化超越了工业化水平。农村贫民受到城市高收入与各种机会的吸引，大规模移民城市。而城市工业的发展，远不能吸纳这些新移民，他们大多只能从事不稳定、收入很低的服务业工作。因此，他们只是从分散的农村贫民转变为集中的城市边缘阶层，即城市贫民。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成为欧莱玛开展动员的对象。
    从统计数据看，六七十年代伊朗的工业化是很成功的。1963-1978年工业年增长率很高，产业结构迅速升级。以时价计算，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62/63年的27.9%，下降到1972/73年的16.9%和1977/78年的9.3%。同期工业和采矿业的比率分别为15.8%、20.8%和22.5%，石油业的比率分别为18.6%、22.2%和31.8%，服务业的比率分别为37.7%、40.1%和36.4%。劳动力的行业分布充分说明了伊朗经济结构的优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比率，1956年分别为56.3%、20.1%和23.6%，1966年分别为47.5%、26.5%和26.0%，1976年分别为34.0%、35.4%和30.6%。投资取向反映了这个时期社会的急剧变革。投资从购置土地向商业、工业和服务业转移，资产阶级开始壮大。(17)
    尽管如此，伊朗社会变革存在极其严重的失衡问题。首先，城乡差距拉大和城市与农村发展严重失衡。从表面上看，伊朗产业结构升级，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但实际情况令人堪忧。1977/78年农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3%，但是近34%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业，说明农业生产率和农业部门就业人员的收入都很低。这反过来说明土地改革的失败和巴列维国王的发展政策忽视农村和农业。其次，石油业的畸形发展，既为伊朗推进工业化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又加深了伊朗经济的对外依附性。石油价格的急剧上升，尤其是1973年石油危机后油价猛涨，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主要是刺激了人们对生活水平不切实际的期望值和发展梦想。巴列维国王对伊朗跨越式地进入世界工业强国的梦想，就是基于石油收入不断地几何级数的增长，而世界市场上的油价上下波动，伊朗经济极易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冲击。最终，经济扩张计划超出了国力，1975年后经济过热的负面效果越来越严重，民怨沸腾。这是巴列维王朝垮台的最直接的经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