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政府高层不仅把“黑人权力”污名化，败坏该委员会的声誉，而且决心采取更直接的行动来打压它的发展。约翰逊的新闻秘书乔治·里迪(George Reedy)批评“黑人权力”导致“黑人民族主义猖獗”。(102)一些政府高层人士认为，“黑人权力”对美国社会构成“重大威胁”，“激进的主张”必须受到打压。1966年9月12日，总统秘书哈里·麦克弗森(Harry McPherson)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说：“民权运动处在十字路口，一条道路是选择暴力斗争，但将受到政府压制。”他认为，“黑人权力”口号“激进且不切实际”，黑人体面生活方式的实现在于“和平变革”，那些希望为黑人争取权利的青年领袖，“必须相信这个国家的制度而不是破坏它”。(103)时任总统助理的黑人霍巴特·泰勒(Hobart Taylor)说：“黑人领袖没有理解政治现实，他们认为在新闻媒体上说些言辞激进的话是在推动黑人的事业。”(104)
    在美国当权者看来，都市黑人暴力反抗运动使得黑人民权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967年7月27日，汉弗莱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说：“城市骚乱的性质表明，这是广泛地拒绝我们的社会制度，而不是简单地不满生活现状。”(105)约翰逊认为，民权在此时必须让位于国家安全。他曾对秘书多丽丝·古德温(Doris Goodwin)说：“黑人大众出现了不理性的、争取无限目标的势头，这是对美国稳定的最大威胁。民众一旦开始行动，那么事情会变得无法收拾。”(106)
    在处理城市骚乱问题上，约翰逊依靠联邦调查局来应对由此引发的政治问题，因为共和党人攻击他不够强硬。(107)尽管约翰逊与胡佛的关系十分微妙，但两人在应对民权运动中的激进主义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奥赖利认为，如果胡佛说约翰逊足够强硬，那谁还能攻击他在维护法律和秩序方面软弱？而胡佛也希望借此机会扩大机构及其功能，二者一拍即合。(108)
    1967年7月25日，在底特律骚乱爆发后的第三天，约翰逊亲自致电胡佛，让他到白宫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司法部长克拉克、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最高法院大法官亚伯·福塔斯(Abe Fortas)等人。据胡佛的记载，约翰逊对联邦调查局的情报“相当着迷”，要求胡佛“让他的人行动起来，去寻找骚乱的核心特点”。(109)随后，克拉克在备忘录中向胡佛建议，联邦调查局应在“黑人民族主义团体”中布置更多“线人”。(110)
    一个月后，联邦调查局启动了压制“黑人民族主义仇恨团体”的计划。其目的一是破坏“黑人民族主义团体的结盟”；二是提防出现一个“救世主”，像金和卡迈克尔这样的“危险人物”——他们能释放黑人社会的能量；三是防止“暴力”；四是通过“损害黑人民族主义团体和领袖的信用”，阻止他们获得社会尊重；五是抑制“黑人民族主义团体”在年轻人中的发展。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等组织及其领袖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111)1968年1月10日，司法部长克拉克向约翰逊报告，联邦调查局已在着手破坏“黑人民族主义团体”。(112)
    与此同时，为了打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组织，1967年，约翰逊政府推动立法，把煽动和从事骚乱的行为定为犯罪，最高处以1年监禁或1000美元的罚款，或二者并罚；对导致严重人身伤害和超过5000美元财产损坏的，最高处以10年监禁或10000美元罚款，或二者并罚。(113)此外，联邦政府还大力增加其在城市社区搜集情报所需的开支。同时，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和参议院安全委员会采取联合行动，广泛收集情报，对任何持不同政见的个人和组织进行调查。(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