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权运动激进主义的衰亡
    联邦调查局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民权组织实施了广泛的监控和压制。作为典型的美国国家机器，联邦调查局以爱国为旗号，以防止“共产主义渗透”为借口，不择手段地诋毁和打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民权组织，使之孤立于美国社会，从而达到破坏民权运动尤其是激进的“黑人权力”运动的目的。(115)
    由于美国社会对共产主义存在深度恐惧，且联邦调查局在反共领域掌握了话语主导权，所以“共产主义渗透”的不实指控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活动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1964年，在被指控受到全国律师协会中的“激进势力渗透”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立即遭到多方质疑和责难，民众在经济、政治和道义上对它的支持下降了。据刘易斯回忆，民众在捐款前常常会问，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是否被共产主义者掌控了？它吸收的大多数志愿者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吗？此外，向该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的泰克尼克基金会(Taconic Foundation)负责人史蒂芬·柯里尔(Stephen Currier)也对“激进势力渗透”的问题深感不安。(116)
    胡佛利用当时民众对其作为“一名反共专家”的信任，(117)故意向“比较可靠的”主流媒体和新闻记者提供“共产主义渗透到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方面的情报，(118)以在国内形成不利于该组织开展民权活动的舆论氛围。全美知名专栏作家罗兰·伊万斯(Rowland Evans)和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根据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情报，撰文指控该组织得到古巴政府的“资助”，是它的“木偶”。(119)虽然约翰逊任命的“全国国内骚乱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一说法缺乏可靠证据，(120)但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民众容易接受主流媒体的说法。1965年7月9日，多位听众打电话到克利夫兰WKYC电台《接触》(Contact)这档节目表达他们的担忧。他们问道：“如果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接受共产主义者加入，那岂不是对美国有害？”(121)
    联邦调查局通过监视获得情报，并利用媒体误导民众，将“黑人权力”污名化，败坏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声誉，削弱民众对它的支持。联邦调查局指责“黑人权力”是在鼓吹“黑人种族主义”和“暴力革命”，导致了城市骚乱，危害了国家安全。1966年8月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通过特殊渠道获得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未对外公布的一份文件中的内容：“当我们看待白人民众时，我们把他们看作是1.8亿种族主义者。”(122)很多对民权运动表示同情的读者表示，不再支持“没有理性、鼓吹暴力和逆向种族主义”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123)
    联邦调查局诉诸维护法律和秩序、保障国家安全，来消解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黑人权力”话语。这种做法与美国公众的传统价值观和现实利益比较吻合，因而赢得了普通民众的支持，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效果。虽然大多数骚乱不是由“黑人权力”主张所致，但1968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半数白人相信，“黑人权力”的提倡者、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激进者是“骚乱的策划者”。(124)多数民众认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暴力行动和种族主义”就是整个黑人民权运动。(125)这对黑人民权事业造成了长期伤害。对此，布朗不无沮丧地承认：“许多黑人不能理解我正在做的事，他们觉得公开抵制白人当局是没有效果和毫无意义的。”(126)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也受到联邦调查局的污名化对待。联邦调查局制造了卡迈克尔使用募集资金在华盛顿特区购买豪宅的谣言。此外，1968年7月10日，打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内部并担任领导人保镖的特工彼得·卡多佐(Peter Cardoza)在一份备忘录中向胡佛建议，要让卡迈克尔是中情局线人的谣言传遍整个黑人社会，进一步败坏他在黑人中的声誉。(127)曾任该民权组织阿肯色州支部主席的白人民权活动家威廉·汉森(William Hansen)虽然决不相信卡迈克尔是内奸，但认为这种流言蜚语对黑人民权运动造成了极大的伤害。(128)
    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还以各种罪名逮捕和监禁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和成员，迫使该组织把大量精力放在司法诉讼上，把募集的资金用于支付巨额的保释金。这导致该组织不能开展正常的民权斗争。1967年7月底，联邦调查局指控布朗在马里兰州剑桥市的“煽动性”演讲导致当地爆发了黑人骚乱。但解密档案显示，联邦调查局早已通过线人提前获得了布朗的演讲内容。此外，一些受访的黑人民众表示，他们并不赞同布朗的观点。据他们反映，人群在布朗演讲结束后很快就和平地散去。可见，不久该地发生的黑人骚乱事件与布朗的演讲并无直接关系。(129)但布朗却被判处5年监禁，在交纳15000美元保释金后获释。这种执法让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捉襟见肘的活动资金雪上加霜。然而，约翰逊政府希望联邦调查局通过类似的方式消耗掉该组织有限的社会资源，并进一步败坏它的社会声誉。1967年7月，在纽瓦克骚乱发生前的几天，约翰逊召见了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卡萨·德洛克(Cartha Deloach)，要求联邦调查局组织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卡迈克尔等人举行听证会。(130)
    此外，联邦调查局极力破坏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其他民权组织之间的互信和合作。它不仅利用黑人民权组织在反战和“黑人权力”问题上的分歧，在民权运动内部制造更多的矛盾和冲突，而且不择手段地使政治上比较激进的民权组织之间相互猜疑，破坏它们之间的团结。1968年9月4日，联邦调查局安插在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内部的一名线人给卡迈克尔的母亲打电话，透露几名黑豹党成员正准备谋杀卡迈克尔，并建议她让儿子远走高飞。卡迈克尔被迫离开美国前往非洲，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黑豹党之间的联盟被破坏了。(131)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因告密者和联邦调查局密探的破坏，以及地方警察的不断骚扰而大为削弱。为了避免被特工“渗透”，该组织变得更加封闭，议事缺乏民主，完全排斥白人活动家，甚至怀疑民权运动的老兵们。(132)到1968年，该组织已基本上丧失了社会活动能力，其阿肯色州支部主席汉森认为，联邦调查局的“渗透者”在该组织的瓦解中起了主要作用。他怀疑，自己所在支部的某些成员就与联邦调查局的渗透诡计有关。汉森回忆道：“毫无疑问，几乎所有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老兵们都同意我的看法，即我们的组织遭到了渗透……我怀疑那些通常标榜自己‘最黑’的人就是内奸。”(133)
    在监视和遏制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民权组织的同时，约翰逊政府中的一些高层人士从激进的“黑人权力”运动中认识到，解决黑人问题的关键不仅是打压和破坏，更要进一步通过社会立法来改善黑人的状况。实际上，约翰逊政府十分清楚城市骚乱的原因。早在1965年6月10日，汉弗莱就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承认：“城市贫民窟的问题非常突出，黑人十分愤怒和绝望。”(134)约翰逊政府利用1964年《经济机会法》，拨款3.5亿美元，主要用于解决黑人社区贫困问题；1966年，约翰逊政府制定了模范社区计划；1967年，实施了社区服务计划；(135)1968年，国会通过新的《民权法》，力图解决黑人贫民窟问题。在麦克弗森看来，联邦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争取让“激进的黑人青年领袖相信美国制度”。(136)总之，约翰逊政府通过推行“伟大社会”的改革，实施了一系列解决黑人贫困问题的措施，努力把黑人融入美国政治和经济体制中来。
    约翰逊政府希望民权组织通过正常渠道来实现其斗争目标。1967年7月27日，约翰逊就城市骚乱问题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讲。他说：“那些处于公众信任地位的人，有义务在美国带来一个和平的变革。”(137)一些政府高层人士意识到，像威尔金斯、杨等民权领袖在年轻一代黑人眼中属于“守旧派”，缺乏号召力，政府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将比较“激进的抗议运动体制化”。(138)此外，1968年民意调查显示，虽然多数白人强调法律和秩序，但也有54%的白人认为应“更努力地改善黑人的生活条件”，而不是“建立更为严厉的警察管制”。(139)与此同时，之前与卡迈克尔合作著书的理论家查尔斯·汉密尔顿(Charles Hamilton)，开始在传统的美国族群利益政治框架内重新阐释“黑人权力”。到1968年，政治精英、民权领袖和主流媒体逐渐接受这种解释。(140)
    美国政府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多元文化领域向黑人社会开放了更大的空间。约翰逊政府作出妥协，“欢迎黑人政治从民权到政治选举的转变”。(141)它接受黑人利益集团作为多元利益集团中的一员，“进入美国的权力体系”。(142)而“黑人权力”主张中的合理部分，如强调族群认同、族群权利和族群文化的价值，成为美国社会中多元文化主义的重要内容，并获得联邦政府“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支持。通过这种方式，美国政府进一步消解了民权运动中的激进主义。
    美国政府主动促进民权，实质上是在掌控民权运动的主导权，也是打击民权组织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监控、颠覆民权组织与改善黑人民权并举，美国政府不仅以保障国家安全为名消解了民权运动中的激进主义，而且将民权运动体制化。但这种国家监控和打压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权运动，特别是未能进一步地给予黑人种族平等的经济权利。1968年12月13日，司法部社区关系司司长罗杰·威尔金斯(Roger Wilkins)在写给约翰逊的辞呈中说，虽然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为黑人做了一些事情，但对黑人穷人而言，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在相对恶化。黑人走上街头进行破坏，只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他们的痛苦。(143)但这种暴力抗议显然不为美国政府所容，黑人民众在争取平等经济权的斗争中面临更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