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加紧掠夺奴役非洲，也就促使了非洲人酋长和宗教上层分子的迅速分化。帝国主义把他们能否征集战争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人力资源作为“效忠”于宗主国的考验。非洲酋长们被迫在本民族人民中征兵、拉民伕和征收赋税。违者受惩罚，重者免除酋长职务，终身服苦役。法属西非殖民地统治当局明文规定，非洲酋长们如能完成指定任务的除了“奖励”现金外，并将由其子继承酋长的职位；否则撤销其酋长职务，全家发配“强制”劳动，任命“忠诚者”充当酋长。在酋长和宗教上层分子中间有一些人拒绝替帝国主义欺压本民族人民。黄金海岸的酋长由于拒绝迫使非洲人参军和充当民伕而受到严厉惩罚（42）。英国在尼日利亚全境采取颁发“委任状”的办法解除了一批酋长的职务，重新任命了三百七十五名“土著权贵”来进行治理（43）。许多非洲殖民地都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一次大战期间，非洲人酋长和宗教上层分子反帝斗争觉悟的提高，是帝国主义施行奴役政策造成的结果。他们在群众斗争的鼓舞下，也积极投入民族解放运动，在斗争中经常起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一次大战引起了非洲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动，大大促进了非洲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使他们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坚定地走反帝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现代非洲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非洲大陆的反帝斗争开始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第一，非洲人民的反帝斗争空前高涨，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广大群众参加了反帝斗争的行列。具体来说，有下列特点：
    首先，民族起义和革命战争持续不断。早在大战期间，埃及、苏丹、德属东非殖民地、法属西非殖民地、利比里亚、尼日利亚、比属刚果等国已经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反帝武装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也牵制了帝国主义之间在非洲的战争。德国军队在东非殖民地同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军队作战的同时，为使“土著服从”，不得不派遣“讨伐队”。镇压当地非洲人的武装起义。其结果，正如德国指挥官冯·勒托夫所说“无法彻底肃清”非洲人的反抗（44）。在英国的殖民地中，尼日利亚的反抗斗争最激烈，从战争一开始，非洲人民不断爆发“武装骚动”，“破坏性”很大。1918年的起义，破坏了铁路交通，使运输陷于停顿（45）。法国殖民地达荷美的一次武装起义，延续了整整两年时间。斗争一向比较沉寂的利比里亚，1915年沿海部族也奋起举行起义，反对本国政府的亲美卖国政策，由于美军参与镇压，斗争遭到失败（46）。比属刚果人民的斗争十分频繁，殖民当局一再出动军警镇压“叛乱”。仅1915年一年里，先后发动了三十多次军事行动。这几年，非洲人民的斗争为战后反帝群众运动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大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发展，武装斗争遍及非洲大陆，出现了战后初期和三十年代的两次斗争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18年起的二十年里，爆发过一百多次群众性的起义和革命斗争，其中以1919-1922年的埃及反英武装斗争、1921-1925年摩洛哥里夫地区爆发的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大起义、1935-1936年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人民反抗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为最著名。这三次伟大的斗争不仅在非洲历史上，也在亚非拉现代民族解放斗争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其次，非洲城市里的反帝斗争蓬勃兴起。非洲城市的斗争发端于一次大战时期。战后达到了很大的规模。这些斗争同非洲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再次，非洲农民自发的宗教运动发展成为反抗殖民统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非洲农民要求摆脱欧洲教会的控制，建立独立的非洲教会的宗教运动始于十九世纪末。这是他们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利用宗教为旗帜来反抗殖民统治寄托解放愿望的表现。从一次大战起，带有更加明显的反帝反殖性质。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农村产生了众多的宗教运动，逐渐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群众反帝斗争。最著名的“埃塞俄比亚运动”先在南部非洲农村广为传播，后又发展到西非几内亚湾沿岸国家，分别建立“埃塞俄比亚教会”、“统一土著教会”、“非洲共同教会”等。遍布尼亚萨兰、北罗得西亚、比属刚果，德属东非殖民地的“守望楼运动”也盛极一时。地方性的教会组织如乌干达的“马拉基”教派、利比里亚的“哈里斯运动”、尼日利亚的“以利亚第二”教派、中央刚果（今刚果）的“友谊会”、肯尼亚的“东非协会”等等。这些组织不仅反对“穿教袍的白人统治者”，而且还提出“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非洲只属于非洲人”等政治性口号。他们领导农民进行抗税、抗租、赶走当地殖民官吏和传教士的斗争，成为一次大战后非洲民族运动的独特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1915年尼亚萨兰“非洲浸礼教会”领袖约翰·奇伦布韦领导的反英斗争、1921年比属刚果的民族英雄西蒙·基班古领导的反殖宗教运动在非洲现代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