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挫败的政治生命。
    《孔子世家》载：“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孟厘子曰）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史记·孔子世家》，第1908、1910-1911页）然《索隐》引《左传·昭公七年》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及其将死，召大夫’云云。按：谓病者，不能礼为病，非疾困之谓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贾逵云‘仲尼时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误也。”（《史记·孔子世家》，第1908页）说明太史公记载之误，此系于孔子少时，对比传文记载俎豆礼容，可见司马迁的心中，孔子是少时即知礼之人，人生的颠沛也是从对礼的坚持开始。传载：
    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史记·孔子世家》，第1915页）
    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史记·孔子世家》，第1917页）
    鲁国在孔子治理下，呈现着国泰民安的气象，表现出孔子并非只是空言理论的思想家，而是能够付诸实现的政治家，其理想完全有被实现的可能。但才干特出之人，往往会遭遇他人的畏惧或嫉妒，以上两则孔子为政之绩的记述，后面都接着敌国对孔子的忌惮，甚至以计谋使孔子失位。《史记》：
    孔子为中都宰……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史记·孔子世家》，第1915-1916页）
    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黎鉏曰：“请先尝沮之！”……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史记·孔子世家》，第1917-1918页）
    孔子真正的从政及掌有实权仅在鲁定公时期的短短数年，先有夹谷之会，让鲁国以小国获取外交上的胜利，及至桓子受女乐，内部的腐化，造成在位者不行道，使得孔子不得不自我放逐。然而，孔子从政最为挫败当属“堕三都”一事，《孔子世家》曰：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史记·孔子世家》，第1916-1917页）
    《左传》将此事系在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且并无“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一语，当时季氏执政，堕三子之都的实质受益者也非鲁定公。司马迁基本因袭《左传》之说，先论孔子言于定公，以显孔子欲压抑权臣，以彰国君之意。由于公山不狃与叔孙不服，使鲁君与采邑之臣兵戎相见，让百姓无辜受害。从另一角度而论，孔子的用心，是惧采邑之臣坐大而叛乱，造成国内动荡不安。⑥孔子此举最终无功而返，虽然力抗春秋“陪臣执国政”的僭越现象，失败以终也预示着封建礼乐时代将一去不返，孔子的政治理想将不为当世所用。
    （三）世道不遇的必然。
    《史记》以年系孔子一生行事，孔子不遇的命运，使淑世愿望无法具体落实，却又是当时必然的结果。长达半个世纪的行道岁月中，孔子真正参与政事的日子并不长久，更多的时光是在教授学生，或是四处奔走，以期明君为用。
    孔子年三十适齐（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的应对受到赏识，景公欲重用之，司马迁记载此时晏婴沮之、齐大夫害之（《史记·孔子世家》，第1911页），使孔子失去展露长才的机会。但这段叙事是有问题，因为《左传》中未载晏婴沮孔子之言，而且当时孔子方为青年，晏子已是年逾七十、名显诸侯的国之重臣，基本上晏婴并没有排挤孔子的理由，而孔子面对齐景公，《左传》载：
    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3]
    景公田猎之时，招虞人以弓，是件违礼之事，孔子听闻后也只是称赞虞人“守道不如守官”，未见对景公有所评论，故孔子对于齐君应未有所期待，而司马迁写道：
    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闲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史记·孔子世家》，第19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