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事迹让司马迁感叹天道报施失准，但传首先言考信六艺，表示司马迁处理“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第46页）的材料以“六艺”为标准，又称睹“轶诗”可异，在六艺与轶诗之间，太史公必然以六艺为依归。但太史公是否真惑于天道不公？又引孔子之言：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史记·伯夷列传》，第2126页）
    表明伯夷、叔齐乃求仁得仁，对于恢恢天道，不应拘执在生命的存在，而是超越看待精神的展现，所以司马迁仍是肯定孔子之意，藉孔子为一己之身与往哲先贤的联结作出生命的超越。《自序》中太史公亦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296页）司马迁克绍箕裘，也有承继孔子作《春秋》的宏大志向。显而易见，圣人笔削，是史家的典范，而且孔子的至圣形象是贯乎《史记》，圣哲之言，见重于史家之笔。
    （二）行道与广道的抉择。
    司马迁赞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史记·孔子世家》，第1947页）在礼器文物与儒生面前，司马迁对孔子的孺慕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虽然本传所呈现的是孔子行道不成的故事，然而却是太史公在赞中所论的真正的道之所在，否则孔子政治的失败，又怎能衬托出淑世之志的伟大，而这种对比，在弟子们与孔子政治生命的反差上可以略窥一二。
    孔子的理想可以说在具体的现实世界中无法落实，而弟子们却能够在鲁国政坛上有着一定的地位，但他们从政却逐渐背离孔子的理想之道。从其他的记载来看，《国语》：
    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求来！女不闻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茍而赋，又何访焉！”[4]
    对于季康子想要扩大征兵的政策，孔子是持反对意见的，不仅批评这项政令的举措之失，对于为季康子服务冉有不假辞色，显示孔子认为冉有身为臣子理当对季康子加以规劝，但冉有却没有这么做，显然是帮着季氏为恶。又《论语》载：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注疏·季氏》，第三页下）
    孔子因冉有无法阻止季氏僭礼行为，责备他不知礼，这是很严重的话语，表示孔子对冉有的为政之道感到已经是背道而驰，在理念上渐行渐远。《雍也》篇载：“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注疏·雍也》，第五页上）若是冉有如孔子般的坚持在行道的路上，那么季氏是否依然会重用冉有？现实与理想之间依然有着距离⑩，对此种情形，孔子应该也是有所体悟，而又有着无法言语的感受。
    而在陈、蔡绝粮之际，孔子引《诗》比况问弟子，其中子贡的对答很有深意：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史记·孔子世家》，第1931页）
    子贡认为孔子理想高远，为当世之人不能接受与兼容，建议孔子作出些许让步，使得理想可以让众人接受，这样才能够将道付诸实现，然而孔子却对此言大感不悦。更深一层而论，“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正是孔子坚持道的理想所必然的遭遇，虽不免困顿挫折，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注疏·卫灵公》，第八页下）的信念是未曾衰减。子贡之言也显示他知道在乱世之中，就是存在理想行道与现实政治的扞格，孔子亦深知“道不行”的缘由，不免感叹“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注疏·宪问》，第十四页上）。然而对子贡有所斥责，更可见夫子守道的信念，才能让司马迁“祗回留之不能去云”，产生斯文在兹的想望。
    （三）学问与人格。
    儒学在汉代逐渐兴盛，有着许多内外因素，但汉代儒者一反孔子命运，许多人入学致仕，甚至位居高位。战国的纷争，无法提供儒学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而汉代一统的政局，却让孔门思想传承数百年后，有跃上政治舞台的机会。这些汉代儒者以干王侯，借着神化孔子，加上素王的桂冠，使儒术有着加持的光芒。然而学者宗奉儒家信念，在一统政权之下，无有政治抉择的士人，当理念不合于统治者时，内心的郁闷可见一斑，如：“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史记·儒林列传》，第3123页）又《史记》载：“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史记·儒林列传》，第3128页）仅能遵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论语注疏·宪问》，第一页下）的夫子之教，可见在统一的帝国下，儒学是受到张扬，但士人的精神却受到打压。反之，孔子虽道之不行，依然可以坚持择木而栖，是时代因素，使得孔子的人格精神无法完全地传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