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贱儒多而大儒寡是古今皆然，辕固生、董仲舒固然有战国处士之风，更多的汉儒却非真心欲广孔子之道，也无淑世的理想，与孔子的精神有所违离。《史记》载：
    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22-2724页）
    汉初叔孙通为高祖刘邦起朝仪，合以时务之变，以迎刘邦之意，让战后儒学有萌起的机会，但他所召共事者，见有赏赐便喜形于色，如同孔子所论“斗筲之人”（11）的鄙儒。武帝之时的公孙弘以儒术致卿相，公孙弘起于布衣，卒为朝廷三公，他成功的因素除了“遇时”之外，更重要的是：“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0页）显得曲学阿世的样貌，使得“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第3118页）。当然汉儒并非皆如此模样，只因环境已是大一统的帝制时代，外在政治的现实，造成面谀者众，无怪乎司马迁会引《诗》赞颂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史记·孔子世家》，第1947页）所以《世家》叙写孔子的政治挫败与行道坚持，论赞予以高度称颂，正代表着司马迁对于孔子的人格有着无限的追思。
    四、伤怀的超越
    太史公叙写孔子的失败，也论赞孔子的伟大，失败与伟大看似相歧，实则由失败中见其伟大。另一个角度而论，更是司马迁试图贴近孔子的心灵，即便《孔子世家》的记载有疏漏错误之处，但却真实呈现孔子的人格（12），同时也联结到史家的书写之心。
    （一）异代士君子的联结。
    《孔子世家》的传文中，孔子是不遇而困顿，不仅政治上无所建树，晚年时，一些先进学生与儿子也早他逝去，孔子去世之前，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史记·孔子世家》，第1944页）这时的孔子对世道已经不再有所期待。《十二诸侯年表》序曰：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509页）
    孔子晚年深感道之不行，退而作《春秋》，期望以微言大义，使己道能够传之后世，所以《春秋》可以说是孔子最后付出的心血，传曰：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第1943-1944页）
    孔子据鲁史修《春秋》，重点不在文字之增删，而是在于笔削之时的“义”之表达，如孟子所言：“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注疏·离娄下》，第八页上）故《春秋》蕴含是非褒贬之精神，能够“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司马迁对于天下“莫能宗予”的孔子却论“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史记·孔子世家》，第1947页），这不仅是礼敬孔子在文化教育上的贡献，对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当的共鸣，认为《春秋》包含“万物之聚散”为“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297、3298页），且有继《春秋》之志，才道出“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296页）之语，称言《史记》乃是继《春秋》之作。当壶遂质疑司马迁作《史记》与《春秋》之间在时代背景上已有相当大的差异，对此，司马迁论道：
    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299-3300页）
    这段只是较为片面的说法，《史记》之作固然有整齐故事，使贤人志士功业不灭的用意，但以思想情感而论，其后遭遇的李陵之祸，让司马迁从《春秋》转移到著述者的身上：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230页）
    所谓的“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云云并非史实，然太史公如此而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更显示他对于孔子怀道不行、天下莫宗的不遇有着更强烈感受，所以“述往事，思来者”之《史记》，不仅是《春秋》“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297、3299页）的另一种文化继承，更是“扶义俶傥，不令已失时”（《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319页）的使命，太史公自道：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蓺之统纪于后世。（《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310页）
    说明作《孔子世家》乃因孔子为达王道之治而制仪法，并整理六艺，使学术生命不致中断，而司马迁“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319-3320页），即是对孔子事业的继承，可知异代得士君子不仅有志业的先后传承，在心灵上更有着贴近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