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超越命运的精神。
    孔子无法行道当代，但“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史记·刺客列传》，第2538页）是太史公所能够体悟，司马迁对孔子不仅在政治命运上的不遇感悟甚深，两者对自身遭遇所作出的回应，更是试图作出突破。《论语》：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注疏·微子》，第三页下-第四页上）
    孔子与隐者都知道现下世衰道微，但如何面对却是两者不同生命情调与抉择，所以当隐者不愿与孔子交谈，所谓的“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正是展现一种坚毅的心志，虽然问津未果，孔子也很清楚真正通往大道的渡津之处，是遍寻不着，所以《论语》又载：“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论语注疏·宪问》，第十五页上）“知其不可而为之”正可作为孔子一往无悔精神的最佳注脚。
    坚持理想，却无法避免现实的困境，当困厄于陈、蔡之间，孔子对子路、子贡、颜回问了同样的问题，唯有颜回深得孔子之意：
    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史记·孔子世家》，第1932页）
    颜回所论，正是弘道者在现实世界的挫败中，对于自我信念的升华与超越，使得生命价值不随世浮沉，更能够坚定行道之心，所以孔子说：“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因此，孔子虽然一生积极追求，在心中却有“择木之鸟”①的情绪，也为司马迁所称道。晚年归鲁之后，“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也让孔子专注在教育后进弟子与著述《春秋》，反而“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史记·孔子世家》，第1947页），成为“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的至圣，生命化作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断地灌溉后代的心灵。
    司马迁身遭刑戮，将存活的信仰系之于《史记》的著作，无论世道湛暗，司马迁都希望以史笔“述往事”，让贤人志士“不令已失时”，如同孔子著述教育以传己道，太史公希冀透过对史事的斧钺，即便“虽万被戮，岂有悔哉！”[5]让真正的世道价值传之后世。对于孔子，太史公是心灵贴合，同样的，面对自身命运，亦秉持自我的理念，在困顿之际，可以作出对生命的超越，绽放价值的光芒。
    五、结语
    太史公作《孔子世家》点出圣人与常人相同，没有所谓的遥不可及的圣人神话，传文记载夫子一生行道的艰辛与困顿，这种挫败来自战乱的人间，价值崩落的社会，所以孔子周游列国，除了国君的不能行道，更有着孔子对自我理念的坚持与不退让，进而导致不遇的必然。太史公以孔子政治上的屡屡挫败，衬托出其对于士人精神与理想的坚持；与此相对，在《孔子世家》的论赞之中，司马迁不仅吐露对孔子的企慕之情，表达对夫子的追思之外，更道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态度极为崇敬，在《史记》之中，处处可见“折中夫子”的评判。而这并非毫无来由，因为在政坛上有所成就的先进弟子，已稍损孔子之道，更遑论汉代因为政治上的压迫，守道的士人仅能“危行言逊”，更多数的儒生缘饰以儒术，以求功名的心态，相对比下，孔子坚持于道的信念，就显得可贵与可敬。所以，失败的叙事正映照出论赞的高度评价，而太史公曰的礼赞，也是因为孔子一生行道困顿而不堕其志，这两者都要归之于孔子一以贯之的人格。
    面对孔子的遭遇，司马迁感到伤怀，因为“不合时宜”，所以孔子只能退而教育弟子，以及著述《春秋》。而在《史记》的著述中，对于这些“心有郁结”以及不遇的议题都极度关怀，这可以联结到司马迁为李陵执言获罪而左右莫救的世情感受，“莫己知”是孔子与太史公共同的呐喊，在志业行道上，二位异代士君子在此有了共鸣。同样的，面对困境与折难，孔子坚持理想，择木而栖，不因世俗而一改初衷，即便道已不行，仍退而论著，化育英才，让生命有了超越的价值；太史公亦感受世道的黑暗，面临人生的转折，忍辱负重而完成藏之名山的《史记》巨著，不仅不负父亲所托，也展现自己史笔斧正人间的意念，对横遭的不幸作出突破的努力，也成就继《春秋》的生命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