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罗伯斯庇尔在刚执行律师业务时就已经成了卢梭思想信奉者，论据似嫌不足。
    那么，罗伯斯庇尔究竟在何时成为卢梭信徒的呢？我认为：大体上要到1788年下半年或1789年上半年，也就是在革命爆发前夕。而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则越来越坚定，越加深了对卢梭学说的信仰，再也没有动摇过。因为罗伯斯庇尔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写了给卢梭的献辞，公开宣称：“您（指卢梭）的范例就在我的眼前。我愿踏着您那令人肃然起敬的足迹前进，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在所不惜；在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为我们开创的艰险事业中，如果我能永远忠实于您的著作给我的启示，我将感到幸福。”⑩卢梭是在1778年逝世的，如果罗伯斯庇尔早就是卢梭的信徒的话，他在1778年，最迟在1779年卢梭逝世一周年之际就应该有所表示了，但他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写。到了1789年（请注意，这一年也不是卢梭逝世十周年），他突然想起写这篇献辞，这不是很能反映他并不是要表明过去的心迹，而是要说明当时的思想吗？！
    然而，单凭这篇献辞就断定罗伯斯庇尔此时的思想信仰已转向卢梭，证据还嫌不充分，因为就在写这篇献辞前二、三个月，他曾以同样热烈的口气赞誉过内克是“另一位絮利”，将“使濒于崩溃的祖国得救”（11），能否由此认为罗伯斯庇尔就是内克的信徒呢？当然不能。罗伯斯庇尔真正转到卢梭一边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接受了卢梭的政治学说，接受了卢梭思想的核心部分--“人民主权说”和社会平等观，并以此作为自己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
    例如：罗伯斯庇尔于1788年7 月写的《告阿图瓦省人民书--论改革阿图瓦三级会议的必要性》里，明确指出阿图瓦省三级会议的“权力只能属于人民”，并象卢梭那样指明这种权力是不可篡夺的。为此，他谴责那些“不能代表任何人，因为谁也没有推选他们”的主教和贵族代表，不过是一些“阴谋家和无耻的篡权者”（12）。
    再例如：1789年2月，在为最后一个主顾杜邦先生写的辩护词里， 罗伯斯庇尔谴责了“密札”这种“令人恐怖的制度”。他还揭露了“一小部分公民拥有的巨大财富”是“建立在所有其他人的崩溃和悲惨之上的”，而“人数最多”的“最低阶层”即被“那些高傲的人轻蔑地称之谓‘人民’的人”，由于受贫穷驱使最终不得不无视人类尊严和道德原则，由此他得出结论：“财富是人民信仰、献身的首要障碍”（13）。
    有一点必须指出，罗伯斯庇尔在接受卢梭思想以前，曾更多地接受过孟德斯鸠的思想。可以说，他是经由伏尔泰、孟德斯鸠--尤其是孟德斯鸠才过渡到卢梭的。所以在1788年前，他谈论政治问题，遵循的总是孟德斯鸠思想，即使偶尔冒出一点卢梭思想的火花，最终还是要回到孟德斯鸠的轨道上去。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他在1786年写的那篇《关于私生子》的论文。在这篇向阿腊斯科学院宣读的论文里，他虽然揭露了不平等给社会带来的恶果：“贫穷使人民道德败坏，灵魂卑贱，它适于窒息荣誉的萌芽，这与人们自尊的感情是并存的，使人民陷于犯罪状况”（14）。但不象他在1789年初为杜邦先生辩护时那样，得出谴责财富的结论；相反，却象孟德斯鸠那样求助于荣誉，提出：应通过立法改变社会价值观念，给人们树立起一种新的荣誉感，让这种荣誉感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让我们求助于荣誉感吧，这样我们将克服许多障碍。”（15）
    这样说，对这位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评价或许“低”了一点，但可能更客观一些。从罗伯斯庇尔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他确实不是一下子就认准卢梭是他的“圣人”，就接受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最先进思想的。在路易大王学院时，人们曾谑称他为“罗马人”（16），说明那时他所崇拜的主要是古罗马的英雄，他很喜欢阅读布鲁图等人的著作。当律师后，由于职业关系，他转向孟德斯鸠，然后经过一番比较、鉴别，才成为卢梭的信徒。也许正因为经过这样一些反复，他的信仰才特别坚定，在革命中成了卢梭思想的体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