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罗伯斯庇尔早期对天主教的态度
    与前一个问题有联系，一些对罗伯斯庇尔抱有好感的历史学家，在谈到他这一时期对待天主教的态度时，估价总是比较高的。例如：苏联历史学家卢金在他那本《罗伯斯庇尔》里写道：“有一次，他受理农民向有势力的领主--当地主教--起诉的案件。又有一次，他对一个僧侣提出诉讼，因为这个僧侣诽谤了一个敢于反抗他调戏的毫无罪过的姑娘。……这件诉讼案使年轻的律师的声望扶摇直上，因为他不怕激怒整个僧侣集团。”（17）从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时的罗伯斯庇尔已同整个天主教势不两立了。
    卢金的说法恐怕有差错。就目前所有的材料看，第一，罗伯斯庇尔从未受理过农民对主教的起诉案；第二，他也没有对一个诽谤姑娘的僧侣起诉过。在他的律师生涯中与僧侣纠葛较大的案件只有一桩，即“德特夫案件”。该案大体情况如下：当地有个昂山修道院，一天，院里主管财务的修士多姆·布罗尼亚尔突然指控一个名叫弗朗索瓦·德特夫的制绳匠，说德特夫偷了他二百六十二个金路易，要求法院制裁他。其实是多姆·布罗尼亚尔本人盗窃了修道院的财产，被院长发现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施展了这条嫁祸于人的诡计。这自然引起了主持正义的罗伯斯庇尔的愤怒，于是挺身而出，为德特夫提出起诉。但他指控的对象不是多姆·布罗尼亚尔，而是昂山修道院。理由是：既然多姆·布罗尼亚尔是昂山修道院的修士，昂山修道院就应对多姆·布罗尼亚尔的行为负责，由修道院赔偿德特夫的名誉损失，并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步骤，在法院审讯前，直接印刷、散发了他写的诉讼状，借以唤起公众舆论的支持。结果，昂山修道院屈服，用“悄悄处理”的办法私下与德特夫谈判，把案子解决了。卢金指的可能就是这桩案子。
    也许有人会说：就如上所述，不也能证明罗伯斯庇尔对整个僧侣集团不抱好感吗？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不对当事人多姆·布罗尼亚尔提出起诉，而要对昂山修道院提出起诉呢？殊不知昂山修道院并不代表当地整个天主教会，它只是天主教会中一个教派--本笃会的机构。因此，即使罗伯斯庇尔对昂山修道院提出起诉，也不能说明他反对整个教会。事实上，他在这桩案子里并不反对整个天主教僧侣集团。在为德特夫写的诉讼状里，他开宗明义申明：绝无反对教会的意图，并赞扬道：“有如此多的修道院发扬光大了善行”（18）。既然罗伯斯庇尔本人这样说，我们有什么必要硬给他戴上一顶“不怕激怒整个僧侣集团”的桂冠呢？而且在这场斗争中，他还得到了天主教会中另一个教派--奥拉托利会的支持，甚至还得到了阿腊斯主教的默许。如果罗伯斯庇尔的矛头是对准整个僧侣集团，他有可能得到来自教会方面的支持吗？事情很清楚，单就此案而言，很难得出罗伯斯庇尔与整个天主教会有过斗争的结论。
    那么，这个时期罗伯斯庇尔与教会的关系究竟怎样呢？
    总的来看，二者之间还是比较融洽的。教会在任命罗伯斯庇尔担任主教府法官，“有权裁判该地区一切民事、刑事诉讼案件与起诉”后，一直把他这个职位保留到1790年，即革命爆发后的第二年。1785年，教会还特准罗伯斯庇尔到他儿提时代读过书的阿腊斯中学演讲，宣扬亨利四世的光辉业绩。罗伯斯庇尔也不时去探望他的老师--奥拉托利会教士，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他还通过各种渠道，直接或间接地与主教保持一定的联系。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时的罗伯斯庇尔对教会的腐败毫无认识，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认识还在逐步加深。例如，在1783年发生的“德特夫案件”里，他已经意识到多姆·布罗尼亚尔的放荡行径完全是修道院领导人盲目宽容的结果，并正确地指出：如不是他们将多姆·布罗尼亚尔“提拔到显著地位，委予他院里最重要的职务之一，为他本应加以克制的恶癖大开方便之门”，那么，他怎么能盗用公款，随后又采取诬陷德特夫这种“残忍的手段”（19）呢？！这样，他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教会的上层，指向了教会中最腐败部分。这时使罗伯斯庇尔感到愤怒的，还只是教会中个别的上层分子--一个修道院的领导，可是到了1788年发表《告阿图瓦人民书》时，矛头所向就不是什么个别的上层分子，而是整个僧侣等级中的上层集团了。在这篇文章里，他直率地指出：参加僧侣院的主教们不能代表任何人，他们之所以“能出入僧侣院仅仅是凭他们的教士身份”（20）。但无论在什么场合，他从未攻击过整个天主教僧侣集团，即使在《告阿图瓦省人民书》里，他一方面责难为主教们所霸占的僧侣院，另一方面却认为不应排斥本堂神甫，指出僧侣集团中的下层--本堂神甫“是僧侣中人数最多、工作最苦的，由于他们同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他们也是僧侣中最为可贵的一批人……”（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