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历史学家认为：这与他个人地位逐年下降有关。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提出了两个证据。第一，连年来罗伯斯庇尔受理的案件在不断减少。如果说在1782年他刚跨入律师界大门时，还能为十七件诉讼案辩护的话，到1788年，罗伯斯庇尔只为十件案子作了辩护，而一些无论智力或才能都比不上他的同行却逐渐赶上了他，甚至远远超过了他，如才智平庸的居弗鲁瓦从1782年的十七件增至1788年的五十二件，这使他感到沮丧（29）。第二，新任的阿图瓦省高等法院院长小布里瓦·德·博梅斯有一个习惯，每星期都要召集阿腊斯律师界最杰出的成员到他家集会，开始人数较少，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几乎包括了所有在阿腊斯律师界小有名气的人，但唯独没有邀请罗伯斯庇尔。而他当时所处的地位，以及所担任的职务却比某些受到邀请的人要高得多。很明显，这是在有意排斥他。对此，罗伯斯庇尔的反应是很强烈的。他匿名发表了《阿图瓦省法院一位律师写给他朋友杜埃高等法院律师的一封信》，抱怨“律师这一行从一开始就只能给人以失望”，因为他不得不“依附于检察官”，登门“乞讨案件”。而“那些不会拍马或者拍马未成的人就倒霉了！不管他们天赋多高。对他们的工作多么爱好，却只能自认肯定要永远被埋没”。他毫不掩饰自己遭到排斥后的失望心理，说自己感到十分“痛苦”，“非常忧郁和厌烦”（30）。因此，就有历史学家认为，当整个政治形势发生突变时，他会“快步奔向一个闪烁着希望光芒的未来”（31）。
    不可否认，社会地位的下降是促使罗伯斯庇尔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因素，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但绝不是主要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因为客观地说，在这一时期，罗伯斯庇尔虽有所失，但有所得。他虽然失去了一些顾客，受理案件的数目在不断下降，但他仍是主教府法官。如前所述，王室还要任命他为检察官。他虽然没能进入地方上法律界里的小圈子，但他仍是科学院的院长，并被选入“玫瑰社”，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补偿。由此可见，直到此时，罗伯斯庇尔还是一个“体面”的外省上等人，没必要为争一些对他的名利，地位略有妨碍的荣誉，而与整个旧制度实行决裂。
    那么，促使罗伯斯庇尔走上革命道路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是不断成熟的革命形势；其次，是主观努力的结果。革命前夕，法国第三等级风起云涌地反对王室的专制统治，反对封建特权等级，对罗伯斯庇尔不可能不产生巨大影响。不过，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罗伯斯庇尔能走上革命的道路还得取决于他个人的努力。不然的话，怎么解释其他同样也感受到革命形势的人却没有象罗伯斯庇尔那样，一步步走上与旧制度决裂的道路呢？因此，我认为：促使罗伯斯庇尔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罗伯斯庇尔对受奴役的人民和被压迫者的同情心，以及他追随革命形势，献身于革命，并顽强地谋求实现自己理想的决心。
    也许由于他本人家庭并不富裕，自小饱尝贫穷的滋味，罗伯斯庇尔对穷苦人民和被压迫者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特别是在他当了律师，有能力帮助人以后，更是竭尽全力来帮助他们。为此，他会宁愿受理一些毫无希望获胜的案子，按照普鲁雅尔神父带有敌意的话来说：“他欢喜一些名声不好的诉讼主顾，使自己成为一些可耻案件的代理人，而他的同行是不愿接受这些案件来玷污自己名誉的。”（32）如“德特夫案件”，别的律师也许会考虑一下，是不是为了一个制绳匠来开罪于修道院，开罪于僧侣，冒断送自己锦绣前程的风险呢？不仅如此，他还会经常因主顾的经济状况不佳，不收诉讼费，也就是说，给人无偿辩护。与罗伯斯庇尔同时代的德爱热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必须承认：他从不以热爱金钱作为自己行动的动机。相反，他表现出异常的无私。好几年来，他提供无代价咨询，而且不喜欢收取顾客的费用，即使他为他们打赢了官司。尽管他没有遗产可继承，生活这样艰难，不得不借衣服”（33）。因此，巴贝夫在1786年给福赛思的信中才如此赞扬罗伯斯庇尔道：“在你的法院里，德·罗伯斯庇尔无疑可被看作是一个杰出的人物。我感到他是个极为正直和异常无私的人，我曾听到德·克利内伯爵、圣·安德烈神父和德斯马齐埃尔律师极为高度地赞扬了他的天才，德斯马齐埃尔甚至说：‘我们同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更大的权利被称作为寡妇和鳏夫的保卫者，罗伯斯庇尔先生对赚钱毫不感兴趣，他目前是，将来还将只是穷人的律师。’”（34）
    然而，在罪恶的封建社会里，在以血缘和职业把人划分成不同等级的社会里，罗伯斯庇尔的同情心是永远也不会获得报偿的。他受理的这样的案子一件件都失败了，他同情的人一个个都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尽管他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艰难性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如他在一次闲谈中说：“我很清楚地知道，捍卫不幸者利益的权利是什么代价，并且我也已经支付了一千次以上，但我仍高兴这样做……，我将坚持说：‘照你自己的意愿去做，走可能走的路。’”（35）但一次次挫折，有时也不免使他感到沮丧。据夏洛特回忆，有一次作为教庭法官，不得不判决了一个为贫穷所迫而走上杀人越货道路的人的死刑，他为此很伤心，两天吃不下东西，不断地说：“我知道他应该受到谴责，他是一个流氓……但要杀他，杀一个人……”（36）。这一切使他认识到很多不合理现状单靠他在业务范围内的个人努力是不能改变的，而他又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那么，出路何在呢？最初，他想到改革，而且仅是司法方面的改革。1787年2月，他受理了一个名叫培琪的女人的申诉。人们指控这位夫人高利盘剥他人，但这位夫人却认为这是别人对她的污蔑，请罗伯斯庇尔主持公道。有意思的是：罗伯斯庇尔在为这位夫人辩护的同时，把自己的论题扩展到了整个司法制度，他激烈地谴责了十八世纪法国的领主法院里法官的无知，以及“刑事审判程序的繁琐”，指出：在这样的法庭面前，“一个软弱和胆怯的人可能会脸色发白，变得结结巴巴和自相矛盾……尽管他是清白的”，并公开声称：“一见到如此多的淌着无辜者鲜血的断头台……我就听见一个强有力声音在我内心呼喊着：永远摒弃那种仅仅根据假设就判罪的致人于死的倾向。”他期待在司法制度方面进行一次任何一个明智政府都准备进行的“愉快革命”（37），然而他的期待很快就破灭了，尽管培琪夫人由于他出色的辩护而被判无罪，法院却命令他必须从辩护词里删除那些有损法律和法官权威的话。由此，他又进而想到要对整个国家制度进行改革，并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国王和内克身上。1789年2月，他乘为杜邦辩护的机会，向国王与内克发出呼吁。他要求国王“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可怜可怜一个爱您的杰出民族，用您的行动”“结束本国人民的不幸”（38）。他要求内克“当那艘载着一个伟大帝国的命运的华舟行驶在风暴来临的海面上之时，请勿弃船而去，而应把它开抵港口。”（39）但在三级会议召开后，国王漠视人民群众的疾苦，只顾维持封建制度，不愿对第三等级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而内克又表现出一种畏首畏尾的样子，罗伯斯庇尔对他们的希望迅速破灭了，再加上他已意识到自己在律师业务领域里似无出头之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