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父子两人都佩服孔子撰述历史的成就。司马谈在临终前鼓励司马迁效仿孔子的工作，劝他儿子说：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11)
    但是“继《春秋》”的意思是什么？司马迁自己在《匈奴列传》的“太史公曰”中有一个很明显的解释。“太史公曰”：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12)
    《史记》没有那四位汉武帝一朝丞相的传记，也是因为司马迁是“继《春秋》”，是用“忌讳之辞”。太史公认为在汉武帝朝廷之内，丞相常常没有权威和影响，他们虽然有可用事的官位，如《张丞相列传》云：“……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着于当世者。”代替汉武帝时候丞相传记，司马迁撰写朝廷真正有权威的人，像《酷吏列传》中的张汤。为了介绍张汤，司马迁用了一个小故事。我们知道司马迁喜欢在《史记》里用故事。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在《法言》批评太史公说：“孔子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13)虽然笔者也认为司马迁“爱奇”，但是也想提出太史公在某一个人传记的开端用轶事来描绘一个人的特性也是他撰写历史技巧之一。张汤传记的头一段话是一个好的例子：
    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14)
    读这个轶事可以让人想到另外类似的《史记》列传里介绍人的小片段(introduction)，就是《李斯列传》：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15)
    这个写法，可以算是“忌讳之辞”。太史公一方面介绍张汤，一方面把这两个有名的严肃的大官并置在读者心里。由此，太史公先让他描写的人在开篇的逸事里自己表达他们的个性，然后，在列传之中，再比较直接地评价那个人的性格。《张汤列传》可以再一次算是好的例子。我们以上看到司马迁用轶事来开始他的传记。然后这个列传叙述张汤当官的初年和他跟赵禹的交情。等到从老鼠盗肉的故事有一点距离，太史公才直接批评张汤说：
    (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干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16)
    提到张汤“始为小吏”的情况，也呼应开头“狱鼠堂下”的故事。(17)
    除了漏掉一个人的传记或者用“忌讳之辞”，司马迁也采用“隐而章”之方法。(18)如此，太史公要批评某一个人，就把批评那个人的话放在他的传记之外。譬如说，司马迁没有在《外戚世家》说武帝前几年对于朝政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是武帝外祖母窦皇后和母亲王皇后，但在《窦婴列传》中这种意图表现得很明显。虽然窦皇后原来帮亲戚窦婴升为丞相(公元前140)，但是她很快觉得窦婴支持的儒学威胁了黄老的地位。因此
    及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19)
    许昌自己没有传。司马迁好像认为他就是窦皇后的傀儡。那位已经目盲了好久的老太太窦皇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去世后，王皇后很快显示出她的权威：
    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20)
    田蚡就是王皇后同母异父的弟弟。
    建元四年(公元前137)灌夫因为醉酒，侮辱了田蚡，窦婴为了保护灌夫，请见皇帝。汉武帝听了窦婴的话，觉得有道理，但是，他还是劝窦婴去东宫庭跟王皇后“辩之”。然后，窦婴也在朝廷批评了田蚡。汉武帝听了大臣辩论窦婴、田蚡两人的看法后，还不能决定谁是谁非。此时太史公让读者入宫偷听武帝和王皇后的对话：
    即罢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且帝宁能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录录，设百岁后，是属宁有可信者乎？”上谢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不然，此一狱吏所决耳。”(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