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亦显示张汤的权威，证明他被汉武帝宠任的程度。司马迁以为当代对匈奴的政策是错的，但是他自己不敢直接表达这个看法。太史公把想说的话放在几个《史记》里人物的口中，像一位博士叫狄山认为：“中国以空虚，遗民大困贫”(38)，又如主父偃引《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39)，还是用太史公自己的话形容秦代攻击匈奴的结果：“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40)
    因此，汉武帝在位，时已变易：从“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到“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没人敢推荐贤人，推荐的人都是被用事者推荐的。汉武帝初期的窦婴很慷慨：他把皇帝赐给他的黄金“陈之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人家者”(41)。董仲舒也是相似的。他“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42)。相反，杜周十几年后“初征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43)同时王温舒“爪牙吏虎而冠。于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势者为游声誉，称治。治数岁，其吏多以权富”(44)。田蚡“胜贪”，连韩安国也“贪嗜于财”(45)。
    给汉武帝作官的不只是有贪心，也多不大度。(46)张汤又可以当例子：
    汤为御史大夫七岁，败。河东人李文尝与汤有却，已而为御史中丞，恚，数从中文书事有可以伤汤者，不能为地。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不平，使人上蜚变告文奸事，事下汤，汤治论杀文，而汤心知谒居为之。上问曰：“言变事纵迹安起？”汤详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谒居病卧闾里主人，汤自往视疾，为谒居摩足。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赵王求汤阴事。谒居尝案赵王，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事下廷尉。(47)
    虽然太史公不常责备李广，他还是提出李将军报复性的行为：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48)
    减宣是同样的人：
    (减宣)中废。为右扶风，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杀信，吏卒格信时，射中上林苑门，宣下吏诋罪，以为大逆，当族，自杀。而杜周任用。(49)
    这段最后两字“任用”也揭露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一直到张汤元鼎二年(公元前115)自杀，酷吏深刻的用事。
    在《太史公书》中要找到宽容的人，必须转到政府以外的游侠：
    (郭)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50)
    太史公用这样的手法来反衬武帝时官员的恶劣品质。有这类行为的人，最后会为众人所不耻，像窦婴，田蚡，灌夫“众庶不载，竟被恶言”(51)。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汉武帝第七个丞相赵周“有罪，罢”。那年御史大夫是以前的太子太傅石庆。石家兄弟皆“驯行孝谨”(52)，注重礼节。石庆入官汉朝军队：
    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天予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封禅，兴礼乐。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儿宽等推文学至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过，赎罪。(53)
    因此，太史公只给汉武帝四个丞相撰写传记，是为了让人了解前面提到的补《张丞相列传》的那句话：“孝武时丞相多甚，不记，莫录其行起居状略”含有深意。如果太史公没有为其他丞相列传，他用什么代替他们形容汉武帝在位之年，表明自己对武帝时政的看法呢？看看《史记》目录，窦婴田蚡的《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以后有《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代表应该做丞相的一位，《李广列传·第四十九》描写武帝不能任用在对匈奴作战中有功的将军。《匈奴列传·第五十》包括匈奴历史和太史公自己对匈奴问题的看法。《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从另外的视角来叙述两位“以外戚重”的将军跟匈奴战争。第五十二卷，《平津侯主父列传》是给第三位汉武帝丞相公孙弘的传记。(54)但是，公孙弘自己承认“奉职不称”(55)。主父偃的传记强调了当代匈奴政策的缺点。《循吏列传·第五十九》因为没有汉代循例的例子，所以间接的可以算是强调汉武帝和“酷吏”的关系。考虑司马迁在这些列传描写大臣名将的不少短处以后，可以更容易地了解他为什么决定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太史公认为在贪官酷吏横行官场的时代，游侠们如一阵春风悦人耳目：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56)
    比方说，鲁朱家“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牛。”(57)太史公通过把游侠与当时的贪官酷吏对比，深切感叹：“‘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