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的结论
    这篇小论文的目的是要提出一些关于司马迁对当代政策的看法，同时要再考虑太史公是用什么撰写技巧表达这些看法。从上面提出的例证可以看到司马迁认为汉武帝年轻的时候(公元前140-公元前131)受到外戚影响太大。虽然有贤良的丞相(窦婴)，但是因为窦丞相丢了窦太后之宠信，反对皇帝自己的匈奴政策，也反对皇帝母亲的弟弟田蚡，所以武帝不让他用事。然后(公元前131-119)汉武帝为了攻击匈奴，用了“酷吏”推进他自己的政策。同时让卫青和霍去病取得权威的地位。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去世，汉武帝在鼎湖生病了。方士发根给汉武帝介绍一个从上郡来的巫师。那个巫师的确能治愈武帝的病。因此，从那年后，皇帝不断依靠官场之外的方士和巫师。武帝越注意这类人的建议，越不想听取朝廷内贤人的谏言。结果，后来选择的丞相大部分是政治利益集团以外的人。石庆是一个好的例子。他原来是太子太傅，当了丞相几年后，情况已经变为“事不关决于丞相”。因此，汉武帝依靠桑弘羊和儿宽这类人。桑弘羊给汉武帝“抑天下物，名曰‘平准’”(59)，让皇帝积极攻击匈奴政策有一个经济的基础。司马迁为了表达他对“平准”的看法，采用委曲的方法形容战国时代李克等人政策的结果：
    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以后……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60)
    儿宽虽然被司马迁认为是“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书、书奏，敏于文”，但是“口不能发明”，“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61)
    由此，虽然司马迁撰写的《武帝本纪》没有传下来，太史公还是很明显地批评他同时代的官人和政策。像张守节(公元730年左右)在他的《史记正义·匈奴列传》注曰：“言尧虽圣贤，不能独理，得禹而九州岛安宁。以刺武帝不能择贤将相，而务谄纳小人浮说，多伐匈奴，故坏齐民。故太史公引禹圣成其太平，以攻当代之罪。”(62)这是否就是所谓孔子“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
    王允称《史记》为“谤书”(63)，裴松之(372-451)早就反对这个说法曰：“史迁纪传，博有奇于世……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书’之有乎？”(64)太史公一方面认为汉武帝不信任他的丞相或者御史大夫的建议和指教，使王朝濒临大祸。另一方面司马迁很可能觉得有责任说出自己的意见。虽然太史公了解不能让“九州安宁”，但是还有机会保护像李陵的“贤将”。司马迁亲自经历汉武帝严刑峻法的政策。因此，太史公发愤修改和补充他的史书。最后，太史公虽然了解“不满武帝穷兵匈奴事”，他还是“特不敢深论，而托言择将相，其旨微矣”(65)。如此，司马迁最后还是可能报复汉武《报任安书》，帝给予他的“最下腐刑”(66)。如太史公引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67)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只是粗浅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请大家多多指教。
    注释：
    ①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Albany：SUNY Press，1995，pp.1-27.
    ③卷二(引杨燕起等：《史记集评》，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12页)。
    ④虽然我们不知道原来的《孝武帝本纪》有怎样的内容和文法，但是可能太史公在彼文里提出一些关于汉武帝时丞相的资料，因此，他觉得不需要给那些丞相专门撰写传记。
    ⑤《史记》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20页。
    ⑥笔者在《中国文学》已经谈到《史记·第三十六列传·张丞相列传》是司马迁所写不完全的可能性-"Tales of the Chancellor(s):The Grand Scribe's Unfinished Business," CLEAR 25 (2003):99-117.
    ⑦《史记·张丞相列传》卷九十六，第26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