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其武安侯列传》中，“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22)
    窦婴和田蚡，虽然“以外戚重”，太史公还是赞美他们的长处。窦婴“喜宾客”。太史公觉得要推行好政策的人应该多有宾客，也应该推举有能力的客人。所以他赞美“田叔……义不忘贤”，为了“明主之美以救过”(23)，钦佩张释之、冯唐“言古贤人，增主之明”。(24)韩安国也有这样的性格：
    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也。于梁举壶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称慕之。(25)
    太史公曰：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26)
    司马迁也认为推荐贤者需要有名主。虽然他没有批评汉武帝任用贤人的能力，但是用冯唐警告孝文帝的几句话来暗中谏劝武帝：
    (冯)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率将，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赵将李齐，知其为人也。”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而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27)
    其实，司马迁用大将军卫青的话解释汉武帝的看法：
    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28)
    汉武帝把窦婴和田蚡的推荐混在一起可能是因为两人“以外戚重”。
    再说，有所谓“深刻”的官人，像张汤，是由田蚡的关系授权。(29)张汤自己推荐人的惯例是：
    奏事即谴，汤应谢，乡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掾史贤者，曰：“固为臣议，如上责臣，臣弗用，愚抵于此。”罪常释。(闻)[闲]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为此奏，乃正、监、掾史某为之。”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30)
    结果田蚡在元光四年(公元前131)死了以后，汉武帝没有按照惯例挑选御史大夫拜为丞相。那时御史大夫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四岁余，丞相田蚡死，安国行丞相事，奉引堕车蹇。天子议置相，欲用安国，使使视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31)。韩安国受伤有多严重不能确定。但是安国“病免数月，蹇愈，上复以安国为中尉。岁余，徙为卫尉。”(32)其实，汉武帝不用韩安国也可能有别的原因，如司马迁在前文曾经有所暗示：四五年前(建元六年公元前135或者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匈奴来请和亲。汉武帝让大臣议论。有燕人大行王恢建议“兴兵击之。”韩安国反对说：
    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33)
    然后，“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这个“多附安国”的“多附”两字表示也有一些不同意的大臣。因为第二年汉伏兵于马邑袭击单于，所以武帝很可能也不完全赞成韩安国的建议。无论如何，元光五年(公元前130)为相的就是一个背景比较不明的诸侯薛泽。(34)从马邑事件以后，可以说二十几岁的汉武帝开始自己主政。武帝即位之初是被他祖母和母亲所影响的。连他的头两个丞相也和她们有关。那个时代首要是注重国内或者是宫内的问题。元光五年后，匈奴的问题越来越重要：“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那……上以胡寇为意。”(35)在这个情况之下，司马迁在《匈奴列传》提出他自己的意见，对武帝采纳谄佞之臣制定的匈奴政策提出批评：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36)
    太史公在《史记》里再次强调选择有能力的贤人的重要性：
    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从公元前135年一直到公元前119年有几次大规模的发兵攻击匈奴。一方面，汉武帝让卫、霍二人屡建战功，很受重用。另一方面，“务谄纳其说”的人也突出了。张汤的经历又可以代表这个方向：
    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于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于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