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93-1896/97 1897-18981898-99
    北部诸县 32,60544,713 53,651
    中部诸县 35,284126,665109,216
    南部诸县 13,93328,987 32,973
    从上表可见，虽然殖民当局使用暴力手段，抗税的面还是越来越大。
    另一次抗税运动发生在旁遮普省，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旁遮普领导人之一阿吉特·辛格领导的。1906年，旁遮普殖民当局在修订土地税时不仅大大增加了地税税额，而且提高了灌溉地的水税，新垦土地的归属条件也要改变。这一切引起了农民的愤怒。阿·辛格反映农民的呼声，提出了降低地税水税的要求，并号召农民在殖民当局答应减税前拒不缴税。群众热烈响应，几乎发展成为武装暴动，迫使殖民当局在镇压同时作了一些让步。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一般地提出减税要求。发动这类运动只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行动。要求实行固定地税从长远看也是要求减税，不过，这种要求比较缓和，并且不是号召农民直接采取行动。
    除了在地税方面提出一些要求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有没有提出什么反封建反高利贷的纲领呢？没有。全国多数农民受高利贷盘剥，相当部分农民在封建地主压迫下受煎熬，这一切他们好象视而不见。即便在1905-1908年革命运动高潮中，也不见他们在这方面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对于商人高利贷者兼并土地，他们不赞同殖民当局用立法手段限制。对于殖民当局的租佃立法，他们虽不反对，也不认为有很大必要。提拉克在1905年国大党年会上说：“合理地和确定地限制国家的要求，而不是象近年来所主张的那样规定佃农的权利，是减轻农业人口日益增长的贫困的真正有效措施”。（12）对于高利贷者，他们反对当局采取任何干预性措施。1896-1897年德干饥荒中，农民要求减免部分债务。提拉克主张，高利贷者减免部分债务，政府相应地减免高利贷者的部分赋税（13）。可见，当问题一涉及到反封建反高利贷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便转到地主高利贷者立场上。这并不是提拉克一个人的态度。所有这时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活动家，包括国大党内和党外，几乎无一例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甚至国大党温和派个别领导人偶而还敢碰一碰反封建的问题，他们却不敢。温和派领导人之一罗梅什·杜特主张限制提高地租。在他担任国大党1899年年会主席时，国大党通过的决议第一次（也是近代唯一的一次）提出在限制提高地税同时，也应同样限制提高地租，认为两者一并实行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道路。提拉克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有些人是参加了这次年会的，自然他们也同意这个决议。但在这以后，国大党年会再没有提这个问题，而他们也从此缄口不语，好象根本不存在这个决议似的。国大党温和派另一领导人郭克雷1906年在印度总督立法会议上曾提出“应当把印度农民从高利贷的重压下拯救出来”。他提出的措施是由国家协助，建立信贷合作社，帮助农民赎回债务。（14）这个措施是相当保守的。但他毕竟提出了高利贷的问题，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却没有勇气接触这个问题。
    三
    为什么印度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反封建的问题上表现得如此保守呢？
    看来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他们错误地认为，提出任何反封纲领或措施会分散斗争目标，转移人民的视线，从而影响当时主要任务--争取司瓦拉吉的实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抓住了印度当时的主要矛盾--殖民压迫，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第一位的任务，这是对的。但是第一位并不等于唯一。既然英国殖民统治者在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就把封建势力作为自己统治的支柱，对封建主从各方面加以拉拢，既然封建势力在那以后就一心投靠英国殖民者，两者客观上已结合在一起，要想人为地分开已经是不可能了。1872-1873年孟加拉帕布那地区佃农起义、1875年德干农民起义，矛头是指向封建主、高利贷者的，却遭到殖民当局残酷镇压；而印度人民1905-1908年矛头指向殖民统治者的反分割斗争和司瓦德西运动遇到地主阶级中的许多人强烈反对。这表明，殖民统治者和封建势力已经感到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关于这点，他们双方都看得很清楚。印度总督李通1876年公开地说：“保证完全地有效地利用印度贵族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封建主们也一再表示没有英国殖民统治就没有他们的一切。如印度最大地主之一巴里切尔罗阇1910年在总督立法会议上说：“我们柴明达尔知道，我们的命运和政府的命运休戚相关。我们和政府同生死、共存亡。在英国庇护下，我们无需担心，如果英国统治力量不存在了，我们的前途就不堪设想。”（15）由此看来，反殖和反封已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反封斗争就是挖殖民统治的墙角，不但不会转移反殖斗争目标，相反，对实现这一目标是能够起巨大的促进作用的。
    反帝斗争和反封斗争不能分割，但是两者怎样结合，应该提出什么样的反封要求，这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两个因素必须考虑：这就是印度当时是民族矛盾为主；地主阶级本身发生分化，部分人参加到民族解放运动中来。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印度城乡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出现了资产阶级因素和封建因素部分交叉的现象。一方面是商人购买土地成了新地主，另一方面是部分地主往民族工业方面投资，或直接经营商业。这样，在地主阶级中就出现一部分人，他们和民族资产阶级有了某些共同利益，同样感受到外资的排挤，同样对殖民当局妨碍和限制印度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感到不满，因而也参加了民族解放运动，有些人还直接参加了国大党，公开地和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站在一起行动。国大党就是由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和部分地主共同构成的。这从它的历届年会的代表成份上可以看得出来。例如，1887年年会出席629人，其中王公3人，地主158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02人，商人高利贷者和工厂主128人。又如1889年年会，出席2，113人，其中王公24人，地主541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933人，商人、高利贷者、工厂主564人。这些参加到国大党里面去的地主构成了国大党右翼的一部分。最典型的是孟加拉自由派地主的组织“英印协会”，它参加了国大党，但却限制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大党活动的范围。除直接参加国大党的以外，还有一部分地主是在国大党外资助它的活动，例如为它提供活动经费、会议场所、参加国大党召集的公共集会等。如阿拉哈巴德国大党组织的最有力的赞助人是当地银行家、大商人，其中有些人是大柴明达尔。1905-1908年革命运动高潮中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由国大党人所召集的重要会议，其主持者常常是地方有名望的大地主。由上可见，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反封斗争还不是要求把所有地主都作为革命对象来打倒，而是要求区别对待，要求提出较为灵活的反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