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错误在于，他们不是把反封建斗争摆在适当位置上，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提出相应的要求，而是根本回避反封斗争。不但长远的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他们不提，就是在当时应该而且可以提出的要求（诸如减租、限制土地兼并、保障佃权、减轻债务等）他们也不提。他们以为这样就突出了革命的首要目标，实际上，由于不能把全国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斗争，他们的目标就悬在空中无法实现。
    第二，他们错误地以为，提出任何反封建的要求就会影响反殖斗争中的民族团结。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认为，为了争取司瓦拉吉的实现，应当建立广泛的反殖统一战线。他们希望，不但要吸引工人农民参加运动，而且应当争取所有印度人参加运动。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战略是对的。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人已经参加了运动，还可以争取一些人参加，但他们的目标是要吸引所有印度人参加，也就是把整个地主阶级和高利贷者阶层都包括在统战范围内，这不仅是做不到的，而且是错误的。提拉克在自己的宣传鼓动中一直坚持这种错误观点。直到1907年，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印度“受教育的阶级无疑是贫穷的。但他们有一个堪作补偿的优越条件，即他们具有知识。……他们也可以指望逐步地把政府认为可以依靠的那些阶级吸引到自己一边”。（16）在秘密革命组织成员中，也普遍抱有这种期望。孟加拉秘密组织散发的一份传单说：“所有城乡各界人士，无论是土地所有者也好，非土地所有者也好，识字的也好，不识字的也好，穷人也好，富人也好，都要联合起来，为了我们衷心响往的孟加拉的幸福而共同行动。”（17）秘密组织活动家西姆·钱德拉·达斯在回忆录中谈到，秘密组织用了很大气力在封建主和高利贷者中做工作，争取支持，但是处处碰壁。“在地主阶级中间，我们的鼓动极少成效”。
    事实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高利贷者作为一个阶层，不可能完全站到民族运动中来。这在十九世纪末已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果说，孟买、孟加拉两省由于资本主义较发展，地主阶级中有较多人参加运动，那末从全印看，参加运动的地主还是少数，绝大多数地主、高利贷者即便对国大党的温和要求也抱反感。至于参加运动的那些地主、高利贷者，情况也很不同。相当多的人只是在个别问题上与殖民当局有矛盾，想拿参加运动作为向当局施加压力的手段。例如1905年参加孟加拉反分割斗争的柴明达尔中有些人就是这样。当他们确信当局会考虑他们的要求时，就完全转到殖民当局方面。1907年107个孟加拉大柴明达尔发表宣言， 号召忠于英国统治，指责正在开展的反分割运动是“憎恨运动”。东孟加拉伊斯兰教大地主萨里穆拉曾经反对分割孟加拉。但当殖民当局允诺成立的新省保证穆斯林地主的统治地位并给了他一笔钱以后，他就摇身一变成了分割孟加拉的最积极的支持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看不到这点。但他们仍然希望把整个地主阶级和高利贷者争取过来。更加错误的是他们想用不得罪封建主、高利贷者的办法实现这个希望。他们为自己的行动划了界限，小心翼翼避免触及任何反封领域。自然，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这样做与争取农民参加运动是有矛盾的。但依然坚持这样做。这首先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民族运动的发展绝对少不了地主阶级和高利贷者的资助。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本身也依靠他们的资助。例如提拉克本人发起纪念西瓦杰运动就从那都兄弟那里得到资助。那都兄弟既是资本家又是大地主。他们的土地收入每年达三万卢比。他们也参加了国大党的活动。提拉克在1905-1908年司瓦德西运动中带头兴办民族工商业同样得到了孟买大商人和高利贷者资助。奥若宾多也认为争取地主高利贷者资助是民族运动开展的重要条件。还在巴洛达时，他就主张建立一个由工商业家、高利贷者和地主参加的组织，作为民族运动的辅佐机构，这个组织可以为运动出谋献策并对运动提供资助。但由于没有得到他们赞同未能实现。拉·拉伊也持这种观点。鉴于在旁遮普，商人兼地主奥伊尔·辛格·马季夏是国大党的最有力的资助者，他希望这种局面能够发展，希望有更多地主资助运动。然而，事实上，真正资助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主是少数，而且一般说，他们愿意资助温和派而不愿资助极端派。如孟加拉的苏·班纳吉能够从罗阇比·德布得到资助，把《孟加拉人》报从周报变成日报。他还从维贾那格拉姆的地主、克西姆巴扎尔的地主斯瓦娜马依处得到资助。·比·帕尔和奥若宾多却得不到。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此并不介意。他们认为资助谁都同样对运动有利。其次，他们很看重封建地主阶级的社会影响，很看重这个阶级在英国殖民者心目中的地位。他们以为把这个阶级拉过来，就能收到孤立殖民统治者，增加民族解放运动力量之效果，甚至认为这个效果可能比发动农民群众来得更快。上述两点表明，尽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口头上承认发动农民群众的重要性，但在事实上，他们的世界观仍然是英雄史观。他们把少数有钱有势的阶级的作用看得比人民群众的作用更重要。嘴里说依靠群众，事实上是依靠上层。他们一心追求全民团结，结果是照顾地主不照顾农民。然而，大多数地主并没有被他们拉过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得罪地主、高利贷者，地主、高利贷者的大多数却照样站在殖民统治者一边不怕得罪他们。
    第三，他们错误地以为，在土地、债务、佃权等方面提出任何有利于农民的要求，会妨碍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方面，实在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自己的成套见解。他们只是跟在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家后面人云亦云。这主要是因为印度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充分，小工厂主、小商人的经济地位更加软弱，因而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寄有无限希望。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经济思想家有达·瑙罗吉、伦纳德、罗梅什·杜特等。伦纳德关于印度未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被国大党人认为是权威理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同样接受这种理论。伦纳德认为，在印度，具有知识和资本的人数量太少，可以认为印度还没有中等阶级。明智的政策应当促进中等阶级的发展，使他们可以使用自己的积蓄和自己的知识来发展工农业，就像英国工业阶级所起的作用那样。什么人可以转化为中等阶级呢？是商人高利贷者和婆罗门。这些人是“握有积蓄的阶级”。他们在农村购买土地，放高利贷，是扩大资本、发展工农业的途径之一，是走向普鲁士道路的途径，应该受到鼓励。伦纳德反对国家不断提高地税，也反对国家限制土地兼并，保障佃农权利，认为这样会妨碍这个“握有积蓄的阶级”发挥其自然作用，“麻痹私人的努力”，从而给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灾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都接受这种理论，这从他们对殖民当局颁布的有关兼并土地的经济立法和租佃法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例如，对1901年孟买殖民当局颁布的限制高利贷者兼并土地的土地税典修正法，提拉克不是批判它企图加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的一面，而是和温和派一起，谴责这个法令“会毁灭放债人”，破坏他们和农民的关系。（18）提拉克的《马拉特人》报编辑克尔卡尔激烈批评当局“热衷于扼杀放贷者”，说这个法令“甚至会妨碍放贷者向农民收取正当的债款”。又如，对一八九九年旁遮普殖民当局提出的限制土地转卖给非农业种姓的土地让渡法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一起谴责它是“对商人、放贷者的毁灭性打击”，是“破坏农业阶级的信贷”，说它会引起土地价格的低落，从而妨碍“商业阶级的资本积累”。一八九九年，孟买殖民当局提出了柯特（地主）地税法修正法案，规定柯特的佃农以后用现金缴租。这个法案是专门为了在政治上打击某些其家族是柯特的民族运动领导人的，对佃农有些好处，后者可以从粮价上涨中得到利益。这个法案遭到孟买国大党人的反对。提拉克也著文抨击。但他不是揭露殖民当局的政治图谋，而是谴责政府阉割柯特的权利。他说：“正像政府没有权利剥夺放债人，把他的财产分给穷人一样，政府也没有权利剥夺柯特的正当收入，把他们的钱分给农民。”（19）这段话表明，他完全接受了伦纳德的不干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