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城下町化是日本城市发展上的一个挫折。在西欧，封建城市的产生多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与封建庄园的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密切相关。西欧封建城市产生后，经历了逐渐由农本经济的附庸转变为它的对立物的过程。在日本，古代及封建社会初期城市如藤原京、平城京、大宰府等的产生，大抵与政治、军事的需要联系在一起。而中世城市除京都、奈良那种从古代继承下来的少数大城市外，多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庄园市场的发展，从镰仓末期开始产生，南北朝到室町时代逐渐发展，到战国时代达到高潮。值得注意的是，十四至十五世纪是日本社会经济显著发展，代钱纳盛行，货币流通扩大，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期。由此可见，日本中世城市是在与西欧封建城市大体相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大多中世城市形成于贡纳品的集散地和商品流通发达之地，其经济意义远超过政治、军事意义。当这些城市大量产生后，也曾显示出西欧城市那种发展趋势的端倪。小市民开始从门阀市民的桎梏和封建土地关系中获得松解，逐渐拥有独立的工房和商店，摆脱座的特权，经营自主，自由买卖。许多城市中的工商业者成长起来，形成拥有自主权力，按地域结合的町共同体，市民城市的因素正在孕育。日本学者认为除城下町外，战国时期的其余城市均有较浓的自治城市色彩。但这些刚刚脱离庄园制的城市尚未发展成熟，就因城下町的普遍产生而夭折。城下町非但是政治、军事需要的产物，其发展还大量排挤其它中世城市，日本城市正常的发展进程被打断。
    城下町化的日本城市，在其地理分布和城市发展上，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军事因素而非经济因素。1602年，加藤嘉明舍弃有良好水运条件的松前城，而在内陆新建松山城，就是由于松前城有军事防御上的弱点和偏于平原的南隅，在政治上不利。而迁到松山于政治、军事有利，却对发展经济无益。⑦可见选择什么地方建立城下町，政治、军事方面的考虑优于经济。日本中世城市的分布多与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而城下町不是随经济发展自然产生，主要是根据政治、军事需要设立，所以往往不具备相应的区域经济基础，这就给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局限。在经济最发达的近畿地区（包括畿内），城下町的规模处于明显的劣势。五十万石以上的城下町十三个，近畿只有一个，二十万石以上的三十三个，近畿仅三个。⑧巨大的城下町都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畿内较为落后，而封建领主势力较为强大的地区。这与以前畿内地区城市规模最大的状况恰好相反，战国时期，日本一万人以上的城市大半在畿内。⑨城市周围地区的经济水准制约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城市规模相适应的经济集散范围是城市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社会生产力先进、商品经济发达的地理环境是城市发展兴盛的重要条件，不具备这种有利因素的城下町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和前景。
    作为领国的中心，城下町中存在着庞大的行政、军事机构，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王公的营垒，……经济制度上一种真正的赘疣”。⑩在城下町的总人口中，武士数量一般占50％左右，有的更高。（11）极端的例子如鹿儿岛，武家人口是市民的八倍以上。（12）大量依赖封建地租生存的消费人口使城下町经济严重依附于封建领地，以地租的石数衡量城下町的大小就清楚地证明了这样一点。城下町人口的多少与大名领地的大小，即年贡的石数成正比。大致每十万石领地的城下町有一万人口，如加贺藩一百万石的城下町金泽，人口为十万左右。（13）领主领地扩大，大量武士集中，城市就繁荣，领主领地缩小，武士没落，城市就衰落。领地的大小和武士团的规模决定着城下町的大小和兴衰，这是城下町所无法超越的发展界限。福井藩十七世纪末因改封而年贡石数减半，城下町就显著地出现了户口减少和街区缩小。（14）十八世纪以后，武士阶级没落，消费市场缩小。封建土地所有关系变动，紧接着出现的就是城下町发展停滞和普遍衰落。城下町依附领主大名，与封建领地联系在一起，与武士阶级兴衰一致的状况，决定了它不是侵蚀、瓦解封建经济体系的新兴力量，而是强化封建体制的工具。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日本，虽然城下町普遍建立，但这类城市的涌现，却并未引起日本社会经济的结构的变化，也没为日本社会的发展注入活力。
    城下町是具有强烈军事性质的城市。它除了集居着大量武士外，在城市布局上也体现出典型军事城市的特色。城下町的街道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即狭窄而又极少纵横交错的垂直线路。这主要是出于防御上的考虑，想以此阻碍敌方的进攻，使弓箭和枪弹不可能直射，给远距离观察和军马的疾驰增加困难。主要街道通过城下时，必定人为的使之弯曲。（15）城下町的道路交叉多避免十字路、钩形路。总之，城下町的道路呈现出极不规则的状况，因完全受制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成为城市发展的巨大障碍。城下町手工业者中，与武器制造有关的最多。手工业者一般按职业集团地居住，各町以职业命名，从町名上可看出不少手工业町都是由与军需品有关的业种构成。（16）除大量军事手工业者外，大名对一般工商业者的控制也有军事上的目的，由此实现对特定物资的垄断和禁运。这些都表明，承担军事职能是城下町的重要特性。
    城下町的性质和众多寄生人口的存在，必然对工商业的构成带来一定的规定性。在城下町经济活动中，商业因其在支撑城下町的巨大消费中的突出作用而占有显著地位。城下町获得消费物资主要依靠直接和间接的封建地租剥削，大量的物资通过商人资本的运动才成为商品。城下町的经济活动主要由御用商人承担的输送、交换、供应等环节构成，因此，商业对于实现领主阶级的再生产承担着极为重要的社会经济职能。手工业在城下町则处于极其落后的境地，大多属于御用生产部门，（17）其发展始终受到御用性质的限制。“生产到处服从于它原来所估计的消费，供给服从于需求，因此，生产只是缓慢地扩大起来”。（18）既然手工业基本上不是独立商品生产部门，而是附属于大名的一种服务和供给机构，其生产就主要是局限于满足领主阶级的消费和维持简单的自给自足经济体制。从甲府古府中1662年手工业业种来看，大都是武器制造和维持领内农民经济必不可少的工具及其它必需品制造。这种职业构成导致全国市场上几乎没有值得一顾的城下町加工生产品。（19）连特大城下町江户，也无重要的产业，显示出城下町商品生产的孱弱和经济上的狭隘性。商品生产的落后在手工业者与商人的比例上也有反映，冈山城下町1707年共有商人（包括小零售商）一万六千三十三人，而手工业者仅五千三百六十人，（20）前者是后者的三倍多。这与1525年英格兰一万人的城市诺里季有手工业者四百五十九人，而商人仅一百三十八人，（21）还不到手工业者1／3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商人对手工业者占压倒多数说明城下町不是生产型城市，城下町的商人在经济地位上和权力结构中都对手工业者具有绝对优势。在城市布局上，工商业区域的规划以商人町为中心。手工业者中，借屋人居多，向他人出贷房屋、房地的大多是商人阶层。在町人行政官员中，手工业者也极少。这些都反映出在城下町经济活动中，流通重于生产，商业具有更优越的地位，充分体现出消费城市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