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封建社会的阶级身份制度在城下町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城下町内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各等级之间在政治权力、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着详细的强制性规定。城下町规划的基本原则是根据阶级、身分、职业的差别，严格划分成不同区域。町人町和武士町以木门或沟相间隔，泾渭分明，不可超越。在严格的身分制下，町人地位十分低下，衣食住行均受限制。他们没有移徙的自由；在町中碰见武士必须下马；在店中对武士无礼则要坐牢；町人不得住三层楼以上的住宅；禁止町人穿着绢布，使用镀有金银的器皿和有泥金画的家俱等（37）。町人不得带刀，町人武装被绝对禁止，代表町人利益而有碍专制统治的组织一律取缔。城下町化以后，城市的町共同体变为领主的基层行政机构，依大名的任命建立起门阀町人自上而下的统治。所有町人都被编入五人组或十人组，相互监视，具有连带责任，町人的自由随之丧失。在町人中占绝大多数的借家人均无市民权利，整个町人阶层软弱无力，连一些大豪商也常受到专制权力的压制和剥夺。从1681年幕府搞垮江户大商人石川六兵卫起，对商人常常只以超越身分的言行为理由就加以取缔，并没收其财产。（38）十七世纪文学家井原西鹤笔下的市民理想生活方式，是享乐的而非进取的，就是对当时市民在经济上不能扩大发展，政治上缺乏自由的现实状况的消极反应。所以，日本虽有大量的城下町这类城市，并集中了拥有相当数量货币财富的工商业者，但十九世纪在西方影响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不是由城市资本家而是由下层武士领导，这充分说明城下町化以后，处于重重压制下的市民发展的极端缓慢和市民阶级的软弱、不成熟。
    综上所述，在城下町内部，封建的特权、等级、依附、土地所有关系贯串于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封建结构之下，城市发展商品经济的有利因素受到压制，缺乏经济发展的活力。城下町在发展基础、人口构成、布局规划、经济活动、行政管理等方面的状况都表明，它是一种专制、闭塞的军事性、消费性、寄生性城市。它既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市民阶级的成长。城市的发展方向被歪曲，而没有成为推动社会分工扩大，促进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中心。所以，后来日本城下町的商品经济发展不如农村市镇兴盛，地方市场压倒城市，资本主义萌芽绕过城市而在农村产生。在西欧，中世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封建体制的离心作用，大大加快了封建制度的衰落过程。而在日本，由于大量城市几乎在同一时期的城下町化，导致日本封建城市长期没有完成从封建农本经济的附庸到它的对立物的转化，城市没有成为封建经济体系的否定力量，阻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农本经济的冲击。城下町不是促进而是延缓了封建体制的衰落过程。
    三
    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因此，农村中的商品经济因素、新的农业经营方式能否顺利成长就极大地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城下町化给农业和工商业，农村经济和城市商品经济的联系设置了巨大障碍，形成了由城下町集中工商业职能，使农村仅仅成为领主的年贡之地，农民仅仅作为领主的纳租之人的经济体制。城市牢固地结合于封建经济结构之中，阻碍商品经济对封建生产关系的侵蚀，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压制农村的发展和变化。
    城下町是在对各类市镇的排挤和取缔中形成的，它的繁荣是以牺牲其它市场、城镇，牺牲与农村相联系的市场、城镇为代价的。建设高知城下町时，半径约五里（近二十公里）范围内的七个市场都被吸收到城下。（39）在上田藩领的小县地方，战国时期存在着海之乡、前山、保野、马越、原之乡五个市场町。天正年间建上田城下町时，从原之乡、海之乡迁商人和手工业者。1622年上田城下町形成以后，这两个町的工商业职能都被上田城下町吸收。后来前山、保野的市场也不复存在，五个市场町中，只有马越一个残存下来。（40）由此可见，依靠吞并地方市场而形成的城下町的兴盛并不意味着全社会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具有近代意义的城市化的推进，而只是说明封建政权对城市及商品经济的统制加深。特别是在基层，对地方小市场的排斥，导致农村经济与市场隔离，工商业失去了广阔的活动领域。
    城下町还依靠其工商业的垄断地位压制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信浓的上田城下町就禁止在城市以外的地方设立新市，长冈藩从城下町商人中任命检查吏，没收农村未经许可的经商者的商品。（41）在城下町所划定的势力范围内，严禁在城市之外经营工商业。城市周围的居民不能从城下町商业组织以外购买商品，农村的产品也只能在城下町出售。（42）这种垄断禁制的范围，大体是城下周围三里（近十二公里）。后来这个范围逐渐扩大，高知城下町把东到物部川、西至宇佐坂的地区（半径约二十公里）定为高知的垄断区，在此范围内，只许在高知进行商业交易，仙台城下町的垄断竟扩展到三十里（近一百二十公里）以内的区域。（43）如每一城下町以三里半径的专卖区域计算，二百个城下町的工商业垄断地区就要履盖全国总面积的近24％。如考虑到日本人口及经济的地理分布，除去大量山区、岛屿和未开发地，这几乎包括了所有重要的经济区域，其垄断规模可谓惊人。虽然这只是大致的估算，并不精确，但仅此已可看出这种垄断对当时社会经济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对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又是多么沉重的压力。由商品生产极其落后的城下町控制全领国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只会是阻碍，而不可能是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只会是强化，而不可能是削弱封建特权。
    城下町化以后，只存在着有限的、对维持农村自给经济必不可少的在乡町。这与应仁、文明时期乡村市场丛生的情形迥然相异。在乡町的规模不大，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聚落。在城下町的控制和垄断下，在乡町的商业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十七世纪初，河沼郡野泽的在乡町就受到市场设立、市集日期、交易地点等限制。（44）阿波藩禁止农村商店直接从领外购入商品，只许从城下町德岛进货。信州饭田只允许城下町以外的在乡町买卖适应农村需求的十种商品。（45）仙台藩和冈山藩禁止在乡町商人向农村发展。（46）可见在乡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完全从属于拥有特权的城下町。甚至活跃于在乡町的商人也主要是来自城下町。为满足社会再生产的基本需要，领主不得不承认作为城下町与农村之间的连结点的在乡町的存在，但又通过城下町进行严格统制。由城下町掌握其大部分商品交易，剥夺其许多经济职能，尽可能地将基层的商品经济压缩在一个狭小范围，禁止其散布农村，这就是城下町化以后形成的从上到下阻止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