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6年5月（康熙十五年四月），俄国使节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①抵达北京，带来两封中国明代皇帝致俄国沙皇的国书，一封是《中国神宗皇帝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②国书》，另一封是《中国思宗皇帝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国书》。斯帕法里向清廷声称，这两封国书是用汉文书写的，送至俄廷后未能译成俄文，沙皇不知书中所云，故命他带来中国，希望译成拉丁文，然后带回送呈沙皇。理藩院派一书吏前往会同馆将这两封国书译成满文。清廷议政王大臣会议研读之后，命当时在清政府谈判代表中任拉丁文译员的南怀仁③将这两封国书译成拉丁文。从《斯帕法里出使清帝国报告》④看，中国应保存这两封国书的汉文本、满文本和拉丁文本，但我均未曾看到。苏联俄国时代的档案中应存这两封国书的汉文本原件和拉丁文本，可是据说已被斯帕法里遗失。⑤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斯帕法里1675年使华途中在托博尔斯克请人翻译的俄文本。
    近七十年来，国外学者对这两封国书作出过不同判断，其中苏联学者认为，这两封国书都是真的，但我认为，这两封国书都是伪造的或是假托的。本文即对这两封国书（汉文系据俄文本译出的）作一辨析，以明其真伪。
    《1618年9月1日至4日之间。--中国神宗皇帝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国书》
    中国万历皇帝。有二人自罗斯来。中国万历皇帝敕谕两罗斯人：尔等既为通商而来，则通商可也。归去后仍可再来。寰宇之内，尔为大君主，朕亦非小皇帝。愿两国之间道路畅通无阻，尔等可常往来。尔等若送来珍品，朕亦将以优质绸缎相酬。而今尔等即将归去。如再来，或大君主派人前来，应携带大君主致朕之国书，届时朕也将以国书作答。尔有国书来，朕将颇感荣幸，命令以礼接待使者。因路途遥远，且语言不通，朕不便遣使访问贵大君主。现谨向贵大君主致敬，并谨奉礼物。一旦朕之使者有路可去大君主处，朕将遣使前往。基于吾国习惯，朕为皇帝，不能躬亲出国，也不许本国使臣和商人出国。⑥
    本文书写于五十六年前。⑦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据俄国使节伊凡·彼特林的《见闻录》记载，他在1618-1619年出使中国时，带回中国地图一幅，中国大明皇帝致俄国沙皇国书一封⑧。在十九世纪以前，国外学者一般认为，这封国书就是上述明神宗国书，而且对这封国书的真实性未提出过疑义。直到本世纪初，学者们始对这封国书的真伪提出不同看法。
    德国学者乔治·亨宁在1906年发表的《从赫贝尔斯坦到伊德斯的西伯利亚旅行报道》一文中指出：彼特林未到过阿勒坦汗领地⑨以外地区。彼特林所带几封信都是在莫斯科伪造的⑩。这是西方学者否定这封国书真实性的最早论证。
    俄国学者Α·Ε·柳比莫夫1912年发表了他的论文《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中的几份满文文件》。他对照十七世纪的有关满文文献，研究了这封明神宗国书以及下文将探讨的明思宗国书。他的结论是：“这两封国书的真实性不可能证明……现在还找不到这两封国书的汉文原件，或者说现在对这两封国书的实际意义还不能作出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11）显然，这位俄国学者对这两封国书的真实性采取保留态度。
    英国学者约·弗·巴德利不同意乔治·亨宁的见解，批评他未读过尚未译出的俄文史料。约·弗·巴德利认为，彼特林确实带回了中国皇帝致沙皇的国书。他在《俄国、蒙古、中国》一书中公布了Γ。Ц。斯帕斯基的文本《彼特林和蒙多夫的出使报告》（12），其中说：中国“外务衙门的秘书说……大明皇帝陛下仍然写了一封致你们（彼特林和蒙多夫--作者）沙皇的国书，交你们带去”（13）。约·弗·巴德利为证实彼特林的记述，还举出托博尔斯克总督伊凡·库拉金1619年呈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奏疏作为旁证。该奏疏称：伊凡·库拉金已派彼特林送去“中国大明皇帝的一封国书，阿勒坦汗（14）的一封信（附译文）和地图一幅，以及彼特林和蒙多夫前往中国和途经其他国家时，在各地访问的记录一份。”（15）根据上述记载，约·弗·巴德利认为，彼特林的记述是无可怀疑的。
    苏联学者Н。Ф。德米多娃和В。 С蔑斯尼科夫在《中国明代皇帝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两封国书日期考》一文中，肯定了明神宗国书和明思宗国书的真实性，并对修书日期作了考证。这两位学者认为，彼特林一行是1618年圣西门祭日即9月1日到北京的，在此逗留四日，然后携带明神宗国书回国，因此，这封国书应修于1618年9月1日--4日期间（16）。1972 年苏联出版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一书的编者接受了这两位学者的结论，在公布这封国书时，将标题书为《1618年9月1日和4日之间。--中国神宗皇帝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国书》。从此这封国书的真实性成为定论，未见其他学者再对这封国书提出疑义。
    国外学者在过去七十多年为研究这封国书提出了若干有关史料，并作出了各种判断，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很有益处。同时我们也看到，过去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缺点，就是对彼特林的《见闻录》和所谓的明神宗国书本身未作具体分析。我试图根据史实着重对这两份国书的真伪作一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