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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思宗国书”真伪辨 （一）修书时间问题 关于此国书的修书时间，我认为应从国书本身的记载进行探讨。国书开头说：“中国万历汗之子朱汉基（拼音）写道”，这句话应是判断修书时间和修书之人的最可靠依据。我们知道，万历帝之子是朱常洛，并非朱汉基。万历四十八年五月，神宗皇帝去世，八月太子朱常洛承继皇位，庙号光宗，年号泰昌。朱常洛在位不到一月，于九月一日去世。不难设想，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刚即位的皇帝定是政务千头万绪，尚无暇考虑与外国的通商贸易，更不可能对外商之不来产生抱怨情绪。据此可以肯定，说此国书出自“万历汗之子”之手，显系捏造。 （二）国书所反映的不可能是中国明代皇帝的思想 在中世纪封建时代，在国家关系方面，中国皇帝的思想不同于外国帝王的。外国帝王着眼于经济利益，争取与外国建立商业贸易关系，而中国皇帝则着眼于政治利益，要求外国自称藩属争取宗主国地位。正如《殊域周咨录》记述：“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尔。”（44）可是这封国书的中心思想要求对方来中国通商贸易，而未要求其称藩纳贡，这是与中国封建皇帝的根深蒂固的宗主思想背道而驰的。 （三）值得怀疑的御礼和对待俄商的态度 国书云：“今尔（沙皇--作者）献鹿角一对，朕回尔绸缎七百匹……送大君主玉杯三十二只”。《明史》对俄罗斯无记载。在清代，俄罗斯使节数次来华，贡献方物，但从未以鹿角作贡物。明朝政府十分重视各国的朝贡贸易，回赠物的价值大致与贡物价值相等或者偏高，但不会相差悬殊。鹿角在蒙古被视为贵物，是制造弓的重要原料，（45）但在中国皇帝眼中并非珍品。因此，中国皇帝以“七百匹”绸缎作为对两只鹿角的答谢礼品之说，未必属实。至于说中国皇帝尚以“玉杯三十二只”回赠俄国大君主，此说也未必可靠。查明清两代有关向外邦赠送御礼的记载，尚未发现有赠送“玉杯”的先例。 国书云，明廷对俄人之来华通商持欢迎态度，我认为，未必如是。一个国家对外国使节和外商的态度是权衡对本国的利弊得失决定的。我们知道，明灭元之后，蒙古族退居中国北方边境一带。为了防止蒙古族复起，明朝政府对中原地区与北方边境地区的贸易历来严加限制，特别禁止铁器进入蒙古地区，后来只是由于蒙古族的多年要求和明廷对战马的需要，才在北方边境地带开设若干茶马互市。在中国北方边境的这种政治形势下，如果明政府发现俄商经蒙古来华，势必会想到俄国与蒙古地区已有贸易，这样俄商不仅会把一般货物运往蒙古，而且也会把火器输入蒙古。蒙古经济军事力量的增强。可能导致发生边患。明政府出于这一考虑，可以设想，对俄商之来华只能采取禁止措施，不可能表示欢迎态度。 关于送别俄使的仪式，国书云：“朕已命人从吾国隆重护送彼等至大河，（46）并遣三千人陪送一日之程。”在明清之际，中国北方外邦使者返国，中国政府派遣少数官员和随从护送出边境关卡者不乏其例，但以“三千人陪送”出国者，在明清史籍中尚无先例可寻。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肯定，这封国书既不属于明光宗皇帝和思宗皇帝，也不是象舒马赫认为的属于清顺治皇帝。 清代的中国和俄国的官方文件一致证明，在明代，俄国沙皇从未向明代朝廷派遣过使节，中国皇帝也未曾致书沙皇。由此可见，这两封所谓的明代皇帝致沙皇国书纯属伪造。这里自然提出一个问题：这两封国书究竟从何而来：由于史料不足，目前还难于断定。我们还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回答，但根据明代中俄两国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提出两种可能。第一，可能是出使喀尔喀蒙古诸汗的俄国使者伪造的。在十七世纪上半叶，莫斯科虽未直接向明廷派遣过使节，但俄国西伯利亚首府托木斯克地方当局曾向我国喀尔喀蒙古（即漠北蒙古）诸汗多次派遣过使者，如伊·别洛戈洛夫（1609年）、瓦·丘麦涅夫和伊·彼·捷库季耶夫（1616年）、伊·彼特林和安·马多夫（1618年）、亚·叶·图哈切夫斯基（1634年）、伊·波哈鲍夫（1648年）。这些使者的使命，名义上是要求与喀尔喀蒙古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实际上则是进行欺骗利诱、挑拨离间，使喀尔喀蒙古脱离中国，效忠俄国，此其一。其二，探索通往中国的道路，为继续南侵作准备。这些使者的足迹始终没有越过喀尔喀蒙古境界。可是，他们之中，有的根据道听途说，写了关于中国的报告，有的甚至编造谎言，说到过明京城。从这个历史背景考虑，这两封国书可能伪造于这一时期，伪造者可能就是奉命至喀尔喀蒙古探索去中国道路的那些俄国使者。第二，这两封国书也可能是喀尔喀蒙古的某个汗写给俄国沙皇的信，后人由于某种需要而将国书头衔作了窜改。从这方面考虑，窜改者最大可能是将这两封国书带回中国的斯帕法里本人。1675年，俄使斯帕法里出使清帝国，其使命是要求与中国建立通商贸易和外交关系。可是当时正值俄国向中国东北边境大肆侵略之际。在这种不利形势下，斯帕法里要完成其使命，必须寻找最为充分的理由。上述两封国书的中心内容是要求中俄两国通商和建交，这正适合作为斯帕法里出使中国的根据，因而他对原国书改头换面，除去原来头衔，代之以中国皇帝的称号，从而将之假托为中国皇帝致沙皇国书，带回中国，以示他之出使中国乃出于昔日中国皇帝的要求。 上面提出的两种可能，作者只是根据明清之际中、俄两国历史背景作出的判断，显然立论不足。要对这两封国书的来历作出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尚有待于发现新的史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