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神宗国书”真伪辨
    在研究历史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很重视掌握事实全部总和和事实的联系。列宁指出：“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17）十七世纪的中国史籍保存大量有关中外关系的记载，近年来，苏联也公布了相当丰富的有关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的史料，这使我们今天有可能比较广泛地掌握事实的总和和联系来考察这封国书的真伪。以下从六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中、俄文官方史料证明，明代中、俄两国无使节来往
    在明代，凡与中国有过贡使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在《明史·外国传》中皆有记载，唯独不见俄罗斯传。这说明俄罗斯与中国在明代没有发生过国家之间的关系。清代所编《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四裔考》中的《俄罗斯传》称：俄罗斯“明时阻于朔漠未通中国。本朝顺治十二年，其国察罕汗始遣使（18）朝贡方物。”这段话清楚说明，在明代，俄国未遣使至中国。俄国使节来华始于顺治十二年（1655）之说，也为俄文史料所证实。1656年（顺治十三年），Ф。Ц。巴伊科夫携带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致顺治帝国书来京。国书称：“……由于路途遥远，上述诸大君主，朕的先祖及朕的父亲，已故大君主，（19）与尔祖先中国皇帝及尔博格德汗（20）皇帝未曾交往，未曾建立亲善情谊，也未曾互派使臣和使者。”（21）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这封国书，不仅印证了中国史籍记载之正确，而且确凿证实其父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未曾向中国派遣过使节。
    （二）俄国史料的矛盾
    彼特林的《见闻录》中虽然有中国皇帝“托他带回一封国书”（22）之说，但是在外务衙门为彼特林的中国之行向沙皇请求奖赏的奏文中，却未提及此事。奏文在谈到彼特林带回的东西时说：彼特林“到了中国，后来随身带来了关于中国、腊宾国、其他定居国家、游牧国家、鄂毕大河、其他河流以及旅途的见闻录和地图等。”（23）如果彼特林果真带回了明代皇帝致沙皇国书，这件专门举功请赏的奏文岂有不谈之理。外务衙门是俄国政府中负责派遣使节和受理使节报告及带回礼物的机关，因此，这篇奏文，作为官方文件，应该说是证明彼特林未带回中国皇帝国书的有力旁证。
    （三）《见闻录》有关记载不符合历史事实
    据彼特林的《见闻录》记载，他从托木斯克出发，经吉尔吉斯，来到阿勒坦汗统治的蒙古（喀尔喀蒙古）。从阿勒坦汗的驻地行五周，到达黄蒙古人的乌卢斯。这里有个女王公，名叫曼奇克敦。（24）这位女王公统辖蒙古全境。凡去中国各城（25）者，都要携带由她盖印签发的文书。如果未带她签发的文件，就不准通过边境进入中国。（26）又说“曼奇克敦女王公给他们提供了车马和护送人员，并发给他们盖有自己印章的文件，让他们去中国。”“当他们携带有曼奇克敦女王公印章的通行文牒来到城门口（长城关口--作者）时，他们受到长官的迎接，仪式隆重，场面颇大，人数众多。”（27）
    彼特林的上述记载，是我们考察他是否经过漠南蒙古来到北京的关键。
    据彼特林的记载，他是1618年5月9日从托木斯克启程，大约同年7 月中旬来到曼奇克敦女王公统治的漠南蒙古地区。从彼特林的叙述看，在漠南蒙古历史上有过如此权势的女王公只能是三娘子。三娘子生于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万户首领俺答汗娶她为妾。1582年，俺答汗卒，（28）土默特部的军政大权便落到三娘子之手。正如《神宗万历实录》所载：“虏妇（三娘子--作者）兵权在手，上佐虏王，下抚诸部”。（29）三娘子在明廷享有很高威信，因此，万历十五年（1587），明廷封她为忠顺夫人。三娘子在蒙古土默特部主政务，操兵权达三十年。在此期间，土默特部与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和平关系。如《明史》记载：三娘子“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乃敕封忠顺夫人。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30）万历四十年（1612）三娘子卒。（31）
    从上述记载看，彼特林所称曼奇克敦无疑正是这位三娘子。可是在他1618年来到三娘子辖区时，她已去世六年了，当然不可能再行使政令。由此可见，彼特林的记述不符合历史事实。根据这个情节判断，彼特林没有到过漠南蒙古，当然更谈不上到过北京。关于三娘子的统治，可能是他在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打听到的。因为三娘子掌权三十年，大漠南北无不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