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体系开始瓦解了。要不要以新的集体安全努力对付希特勒的威胁呢？英法对此也存在矛盾。凡尔赛体系是一次大战后建立的帝国主义和平体系，列宁曾把凡尔赛和约称为“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11）整个二十年代，凡尔赛体系的反动性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三十年代纳粹德国崛起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希特勒要走向战争，必定要首先冲破凡尔赛和约和洛加诺公约的限制，因此，凡尔赛体系的存在和维系本身就具有某种约束希特勒的作用。另一方面，凡尔赛体系作为一次大战的产物，已不适应于三十年代欧洲国家的力量对比，而且它又一直将苏联排斥在欧洲事务之外，所以，它已难以可靠地维持欧洲和平。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建立包括苏联在内的新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便成为制止德国侵略、维护欧洲和平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英法的立场大相径庭。
    突出的事例之一，是对“东方公约”的态度。
    “东方公约”是由1934年2月至10月任法国外长的巴图所积极倡导的。 巴图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但在外交政策思想上却受到一次大战中俄法联盟的强烈影响。在欧洲政治家中，巴图是少数通读过《我的奋斗》的人之一，他对希特勒危险性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同时，他也对英国心存疑虑，“经常担心和英国搭伙将意味着法国是马，而英国是骑手”。（12）为了维护法国在欧陆的优势地位和自身安全，遏制德国的扩张，巴图主张联合苏联和中东欧小国，缔结“东方公约”，保证各国互不侵犯，并承担义务援助受到侵略的缔约国家。对于法国对外政策中这一有利于制止法西斯势力蔓延的积极趋势，苏联政府给予强烈支持和响应。这样，从1934年5月起，法苏两国围绕着缔结“东方公约”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外交磋商活动。鉴于英国是在欧洲事务中有重大发言权的国家，法苏两国都同英国多次会谈，以争取英国支持。
    然而，英国政府却态度暖昧。虽然德国势力的不断发展也使英国政府感到担忧，在它看来，签订有德国参加的“东方公约”，将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德国，但另一方面它又认为，“法国是由于不能从英国得到明确的安全保证”，才“决定搞一个自己的，独立于英国的安全体系”，（13）它更担心，这一计划“将大大巩固苏联西部边界的安全，改善苏联在远东的处境”，并“将使法国的国际威望与日俱增”。（14）出于上述考虑，在1934年7月的英法双边会谈中，西蒙向巴图表示， 英国不能参加一个“旨在包围德国”的“东方公约”；如果要英国支持“东方公约”，法国应“改变自己以前在德国军备平等问题上的态度”，将缔结“东方公约”同德国“军备平等”问题联系起来，以促使德国回到国联和裁军会议来。会谈后，英国政府又通知德国政府，后者的“军备平等”要求将完全得到满足。（15）本来缔结“东方公约”的主要意义在于制止希特勒的“毁约扩军”步伐，英国却企图将它与希特勒为冲破凡尔赛和约限制而提出的“军备平等”要求联系起来。这就成为破坏“东方公约”的一个重要因素。“东方公约”的设想最后未能实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英国的立场不能不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突出的事例之二，是英国带头破坏斯特莱沙阵线，与德国签订海军协定。
    1935年3月希特勒宣布拥有空军和实行义务兵役制， 是他走向侵略道路的第二次大冒险。英法虽未对之实行强硬制裁，但毕竟受到了很大震动。法国自不待言；即便是英国，也感到不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德国就会成为脱缰的野马，从根本上危及现存的欧洲“均势”。4月，英法意三个一次大战的战胜国建立了主要为了遏制德国的“斯特莱沙阵线”；5月， 法国又与苏联签订了在巴图被刺后被拖延下来的法苏互助条约。这样，以集体安全制止侵略的努力似乎再次趋向活跃。但是，英国政府并未放弃单独与德国妥协的念头。早在3月下旬西蒙访德时，希特勒就曾提出，要在英德间签订一个“承认英国海军优势”的“永久性”海军协定，并别有用心地表示，德国决不“承认法国或意大利舰队的优势”。（16）5月21日， 他又在一次演说中公开重申：“愿把德国海军限制为英国海军力量的35％”。这时，短视的英国鲍德温政府竟以为这样一个协定既可以维护英国的海军优势，又可以导致同德国的政治妥协，因而顾不得与“斯特莱沙阵线”的伙伴商量，便急急忙忙地在6 月与德国签订了海军协定。这不仅造成了英法间新的矛盾和猜忌，实际上宣判了“斯特莱沙阵线”的死刑；而且这是凡尔赛和约的一个主要签字国公开地承认对和约军事条款的否定，从而给了早已千疮百孔的凡尔赛体系又一沉重打击。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英法的分歧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在法国外交中早已隐伏着一种对德妥协、向英国政策靠拢的趋势。例如，在不愿以军事行动制裁德国这一点上，英法立场一直基本一致。1933年，波兰曾建议对德实行先发制人的制裁，但为法国所拒绝。后来，面对希特勒的一次次冒险行径，法国亦不敢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单独采取制裁行动。1934年10月巴图被法西斯分子刺杀后，继任外长的赖伐尔便开始转变法国外交的方向。他一方面把法国外交的重心，从巴图任外长时的联合中东欧小国和苏联，变为谋求与意大利接近；另一方面，他也寄希望于法、德间的妥协。他不顾历来把红海、地中海视为生命线的英国的强烈抗议，在1935年1月访问罗马时，在东非殖民地等问题上向意大利作出重大让步，实际上承认了意大利在东非有自由行动权。1935年2月访问伦敦时，他又改变了巴图的既定政策，同意将缔结“东方公约”同德国军备平等问题联系起来。
    希特勒抓住法国对德态度的转变，又利用因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而使“斯特莱沙阵线”三国彻底分道扬镳的时机，于1936年3月7日出兵莱因非军事区。这是希特勒走向侵略道路的第三次大冒险，也是实现“毁约扩军”的决定性步骤。英法两国虽然来往频繁地磋商，但都不肯首先承担起制裁德国的责任，致使希特勒这一空前的赌博竟然得手。从此，凡尔赛条约已名存实亡，英法实际上已失去“用不流血的手段制止战争”的机会。希特勒的侵略扩张，也开始进入抢夺中东欧战略要点的新阶段。
    综上所述，从1933到1936年，在希特勒“毁约扩军”的问题上，如果说英国的对德政策自始就表现出强烈的绥靖倾向的话，那么其基本特征还不是“祸水东引”，而是“扶德抑法”；而在法国的对德政策中，1935年以前强硬和遏制曾一度是主要方面，法国走上绥靖德国的道路，是同赖伐尔接任外长后的“外交转向”联系在一起的。希特勒实现“毁约扩军”，则是同其利用英法矛盾的外交策略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