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英法都是一次大战的战胜国，同属战后所谓“有”的国家（“The Haves ”）的行列，本来，维护凡尔赛体系和欧洲现状是他们共同的利益所在，可是当面临希特勒的挑战时，为什么竟不能使自己的对德政策协调起来，采取有力的制裁行动呢？
    我们认为，要搞清这个问题，就必须从英法两国欧洲政策的不同传统、在世界上的不同战略态势以及和凡尔赛和约有不同利害关系等方面来加以说明；同时，也不能忽视希特勒利用英法矛盾的策略所产生的反作用。
    首先，从政策传统上看，英法两国的欧陆政策具有不同侧重点。英国一贯奉行追求“均势”的欧陆政策，其要旨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17）一次大战前，德国力量迅速膨胀，形成对英国霸权利益的重大威胁，英国便联法、俄抗德；一次大战后，德国战败，俄国爆发了革命。法国成为欧陆唯一的强国，英国又认为“法国是现在唯一可能给我们造成麻烦的国家”，（18）转而孤立苏俄、“扶德抑法”，以保持欧陆“均势”。二十年代，英法矛盾是帝国主义在欧洲的主要矛盾。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使欧洲政治格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但英国政策的相应转变却显得缓慢。英国朝野弥漫着“对德国百般纵容”，“对德国则多方指责”的气氛，（19）一时未能分清谁是自己在欧洲的主要对手。这样，英国的欧洲政策便时时表现出“扶德抑法”的倾向。法国的地位同英国有很大区别。它在欧陆一贯奉行追求优势的政策，一心想当欧洲霸主，一百多年来又一再地在同德国的冲突中吃亏，因而对这个宿敌的再起，时刻保持戒心。对希特勒的“毁约扩军”，法国当然不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英法两国在世界上所处的战略态势以及和凡尔赛和约的利害关系也是极不相同的。英国是世界头号殖民帝国，一次大战的结果，既使它的海外殖民事业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也使它为维护世界霸权，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保卫海外殖民地和海上通道而背上了空前的负担。英国的战略态势是全球展开性质的。再加它在欧洲的投资又只占对外总投资的很小一部分，（20）它难以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欧洲，更不愿意“在东欧承担难以脱身的义务”和由此卷入一场欧洲战争。同时，对于确立了一次大战后欧洲格局的凡尔赛条约，英国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作为凡尔赛条约的主要受惠国之一，英国对于这一和解剥夺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严格限制德国的海军、使自己控制了国联并获得了对欧洲事务的“仲裁权”等等，当然是满意的。由此决定，英国从根本上看仍是一个主张维持现状的国家。但另一方面，对于和约允许法国取得欧陆的优势地位，英国从一开始就很不满意。两次大战期间，它一直在“探求改正（凡尔赛和约）的办法”。（21）英国的这种不满意在三十年代希特勒德国崛起后，同凡尔赛体系本身越来越暴露出的缺陷结合在一起。这样，尽管英国的基本政策原则仍是维持欧洲现存秩序，但却同时断定：凡尔赛条约的“条款是站不住脚的，也是维护不住的”。（22）正是由于上述背景，英国固然也因希特勒德国的崛起而感到不安，从1933年年中起，英国驻英大使等人就提请内阁注意德国重整军备的危险，1934年2月，英国国防需求委员会报告又确认德国是英国“最大的潜在敌人”，（23）但一段时间内，其对德政策的主要倾向却仍是执意奉行“扶德抑法”的“均势”政策，幻想可以以此维持欧洲现存秩序，求得大国间的缓和，维护自己作为欧洲事务“仲裁者”的自由行动权。总之，此时英国欧洲政策的原则仍是传统的“均势”原则，但已带上了越来越强烈的绥靖色彩。
    法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尽管它也有广大的海外殖民地，但它一向以争夺和维护欧洲霸权为主要战略目标。一次大战后，法国曾企图彻底搞垮德国，虽然由于英美等国的牵制未达目的，但毕竟收回了阿尔萨斯--洛林，大大削弱了德国，通过凡尔赛条约确立了自己在欧陆的优势地位。二十年代，它又通过同小协约国及波兰的盟约，在中东欧建立起了针对德国的屏障。同英国相比，法国的欧陆霸权同凡尔赛条约有更为紧密的联系，因而更要求维持和约条款的不可更改性；它的战略态势也更以欧洲为重心。希特勒的“毁约扩军”不仅对法国的欧洲霸权是严重挑战，甚至也对法国自身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法国对希特勒的要求采取了较为严峻的态度，把维护凡尔赛体系当作保持自己的欧陆霸权、保障自身安全的首要手段。而当凡尔赛体系呈现瓦解的趋势，已不足以维护欧洲现状、限制德国再起时，巴图外交便应运而生了。
    再次，我们应该注意到，希特勒为利用英法矛盾而狡猾地采取“和英击法”的外交策略，反过来助长了英法的分歧和矛盾。希特勒懂得，开始时在军事上十分软弱的德国，完全无力对付来自英法的任何强硬制裁。因此，在“毁约扩军”的同时，他把相当的力量放在欺骗宣传和外交活动上。所谓欺骗宣传，主要是把德国打扮成“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勇士”，力图使英法资产阶级对德国的“毁约扩军”放心。这一伎俩起了一些作用，使英法一些资产阶级政客对希特勒大加喝采，但作用毕竟有限。因为，苏联没有参加凡尔赛体系，并长期被排斥在欧洲事务之外，德国“毁约扩军”的矛头显然首先指向凡尔赛体系的盟主--法国和英国的。因之，利用英法矛盾的外交活动便成为希特勒力图避免制裁的关键。在这样做时，希特勒看准了两点：第一，看准了英国统治集团处于架子摆得过大、实力相对不足的窘境，国内和自治领又是一派要求不卷入欧陆冲突和主张妥协的呼声。他早就断定，只要不断作出对英“和解”和“友好”的姿态，并使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看来是严格地限于欧洲大陆”，“不再与英国的海上和商业利益发生冲突，……这样英国就没有任何进一步的理由保持敌对”，（24）不会反对修正凡尔赛和约及德国的重新武装。第二，看准了法国正面临着由于第三共和国政治体制本身的不完善和空前的经济危机而导致的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在法国统治阶级的“仇德”情绪背后其实隐藏着根深蒂固的“恐德症”。在没有其他大国（尤其是英国）参加的情况下，法国决不会单独采取制裁行动。（25）出于这样的判断，希特勒一方面再三激烈抨击法国企图“永远置德国于屈辱的地位”；一方面则每采取一次冒险行动，都首先向英国作出“解释”，以谋求英国的“谅解”。这种狡诈的手段模糊了英国统治阶级的视线，甚至蒙蔽了一些“并不同情德国”的英国政治家的眼睛。譬如，艾登在1934年2 月访德后就表示相信“希特勒是真正希望达成裁军协定的”。（26）毋庸讳言，希特勒“和英击法”的外交策略在利用英法矛盾、避免遭到制裁上是得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