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英法政策矛盾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有着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原因。
    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当着英法的力量显然还超过希特勒德国时，为什么英国却在绥靖德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法国也以赖伐尔的“外交转向”为起点，在绥靖德国的道路上追随英国而去呢？
    如果说，英法两国在对待德国“毁约扩军”问题上存在分歧，主要是由于它们政策传统、战略态势等方面的“异”处的话；那么，三十年代中期后英法对德政策在“绥靖”上找到共同的归宿，则主要是因为它们作为霸权地位已开始衰落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有许多更为深刻的“同”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一次大战后，英法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地位都已每况愈下，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两国都面临着棘手的国内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一点，在法国显得更为突出。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的法国，在经济大危机冲击下，国内政局严重不稳，内阁象走马灯似地更换，从而严重影响了自己在对外事务中的实力地位。这可以说是赖伐尔“外交转向”的基本原因。第二，一次大战造成的空前灾祸使和平主义思潮和运动在两国都泛滥成灾。这种与恐战症结合在一起的和平主义，不是鼓励为维护和平而采取积极行动，却往往在不惜代价避免战争上大做文章。因而，对两国舆论、外交政策和军备计划等都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主张对德强硬的丘吉尔的亲身感受很足以说明问题：和平主义对“敢于采取不同路线的政治家似乎有很大的压力，（他们）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27）第三，经济上的困境及和平主义的压力，又使得英法的军备状况大受影响。英国的实际军费开支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不断下降，麦克唐纳和鲍德温两届政府一再强调，“财政和经济危险是国家必须对付的最严重、最急迫的危险”，“其他都必须让位，必须等待”；（28）“重整军备不能影响经济的复苏”。（29）法国的军费开支在1930至1933年间减少了25％，直至1937年仍未超过1930年的水平，陆军现代化计划亦未实现。（30）不仅如此，法国“马奇诺式”的军事战略完全是消极防御性质的，其指导思想不是建立在独立防务的基础上，而是期望战时能得到英国的支持和保证。很难设想，在军事战略上仰人鼻息的法国，有可能在需要对希特勒进行制裁时采取主动行动。这是促成赖伐尔“外交转向”的又一重要原因。第四，英法统治阶级都对社会主义苏联和“赤化”怀有强烈的恐惧和仇视。虽然有丘吉尔、巴图等人主张联合苏联以制止法西斯侵略，但这种意见并不在英法统治阶级中占上风。1936年起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和1936到1937年间德日意结成侵略集团，主要就是利用了英法统治阶级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仇视，以及对于人民阵线运动的恐惧。
    所有这一切，说到底，正是英法帝国主义霸权地位严重衰弱的表现，这使得英法统治阶级在面对希特勒的挑战时实际上处于战略守势（尽管它们当时的力量无疑超过了羽毛尚未丰满的纳粹德国）。由此决定，在英国“扶德抑法”的“均势”政策和法国的对德“强硬”政策这两种似乎大相径庭的政策背后，其实都已包含着向绥靖政策转变的必然性。
    丘吉尔在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把它称为“非必然的战争”。他认为，“直到1936年中期，希特勒在推行侵略政策和破坏条约时，并不是凭它的实力，而是凭借英法两国的不团结和怯懦”。如果英法能及早团结起来实行强硬制裁，“本来无需使用武力，无需流血，也可以长久地保卫人类和平与安全”。回首往事，丘吉尔痛心疾首：“战败者的罪行在胜利者的愚蠢行为中找到了助长的条件和解释。”（31）
    丘吉尔的论断不无道理。
    从历史的实际发展看，英国的“扶德抑法”、追求均势，法国的虽有“强硬”愿望而无强硬行动，英法两国的相互矛盾与猜忌，确实是它们难以联合起来制裁希特勒的重要原因，并使它们失去了制裁希特勒的有利时机。这样，希特勒得以在短短三年间冲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着手使德国走上军事化轨道，开始建立起一整套现代化的战争机器，英法和希特勒德国的军事实力对比出现了初步逆转。希特勒从此迈出了更为狂妄的侵略扩张步伐。当着制止侵略的很多有利条件还存在时，姑息和纵容侵略者，其结果只能是在侵略的恶浪滚滚而来时处于更为被动和屈辱的境地。这是人们必须从这段历史中汲取的教训。
    注释：
    ①《德国对外政策文件集》B辑第1卷，第35-37页。
    ②希特勒对将军们的第一次讲话，1933年2月3日。《纳粹主义文件集》伦敦1974年版，第508-509页。
    ③、（30）安东尼·康加希：《法国中东欧外交的危机》纽约1975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