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人史》共10卷，除去涉及“天外”或域外的开篇部分之外，从第2卷第9节起到全书结束的第10卷，法兰克人的发展源流及政治变迁一直是其叙述主线，虽然其间穿插着芜杂的、各式各样的细节描写，但读者依然可以窥见格雷戈里在法兰克政治格局问题上从一而终的坚定立场，可大致概括为：法兰克高卢的政治统治权以及整个国土应由墨洛温王朝诸位男性继承人分割承袭，这不仅符合公元6世纪后期的法兰克政治现实，而且合乎法兰克人的历史传统。如果将神学色彩撇除在外而从世俗的角度看，或者，如果从格雷戈里对世俗政治的关切程度来看，可以认为，上述具有明确指向性的政治立场便是《法兰克人史》的核心命题。为了论证“分裂有理”这一命题，格雷戈里采用通史写作手法，通过由远及近的方式，构建出一个看似合乎逻辑的法兰克国家的“瓜分传统”。具体来说，这一瓜分逻辑由三个环节组成。
    首先是511年的国土瓜分。511年，墨洛温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克洛维(Clovis，481—511年在位)去世。随后，他的四个儿子“继承他的王国，把国土平分了”。⑦长子提乌德里克(Theuderic，驻地梅斯)是克洛维与其侍妾所生，克洛维去世时，提乌德里克已经成家立业，并已有一子。⑧参与瓜分国土的另外三个儿子分别是克洛多梅尔(Chlodomer，驻地奥尔良)、希尔德贝尔特一世(Childebert Ⅰ，驻地巴黎)和洛塔尔一世(Lothar Ⅰ，驻地苏瓦松)，他们是克洛维与王后克洛提尔德(Clotild)所生，克洛维去世时，这三个儿子都还没有成年。
    其次是561年的国土瓜分。在511年之后的40余年里，瓜分后的法兰克政治格局出现很大变化。当初参与瓜分国土的四人当中，前三位分别于534年、524年和558年去世；其中，提乌德里克死后，他这一支的王位又传了两代，后于555年无嗣而绝；另外两人均无男嗣，因此，他们的王位占有都是仅及己身。及至558年，墨洛温家族诸王中，仅有洛塔尔一世尚在人世，法兰克国家随之统一在他的名下。⑨561年，洛塔尔一世去世，他的四个儿子卡里贝尔特(Charibert)、贡特拉姆(Guntram)、希尔佩里克(Chilperic)和西吉贝尔特(Sigibert)因循传统，再一次“合法地瓜分了领土”。⑩按照格雷戈里的说法，561年领土瓜分与511年领土瓜分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即，卡里贝尔特获得希尔德贝尔特的国土，贡特拉姆获得克洛多梅尔的国土，希尔佩里克获得洛塔尔的国土，西吉贝尔特获得提乌德里克的国土。
    最后是587年的《昂德洛条约》。在洛塔尔一世去世之后的20余年里，法兰克的政治格局依旧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不过，按照《法兰克人史》的说法，这种变动依旧是法兰克政治“传统”的产物。561年后的四分格局存在时间不长，567年，卡里贝尔特无后而终，其余三人于是将其领土分而食之。在此基础上，法兰克王国境内逐渐分化出三个既相对独立又同属墨洛温家族的小王国，分别是贡特拉姆治下的勃艮第(Burgundy，位于东部)、希尔佩里克治下的纽斯特里亚(Neustria，位于西北部)以及西吉贝尔特治下的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位于东北部)；至于高卢西南部和南部地区，则由上述三个小王国分割兼领。(11)575年，西吉贝尔特去世，其年幼的儿子希尔德贝尔特二世(Childebert Ⅱ)继之统治奥斯特拉西亚。584年，希尔佩里克亡故，继之统治纽斯特里亚的则是其年幼的儿子洛塔尔二世(Lothar Ⅱ)。至此，在参加561年领土瓜分的老一代国王中，仅剩贡特拉姆一人在世，而这位贡特拉姆恰恰又没有男性继承人。
    在这个由一位伯父和两个侄子分别行使各自统治权的法兰克舞台上，三个小王国之间的争执与权斗依旧持续不断。正是在此背景下，587年，以贡特拉姆的勃艮第为一方，以希尔德贝尔特二世的奥斯特拉西亚为另一方，两个小王国在昂德洛(Andelot)展开谈判并签订联盟条约，史称《昂德洛条约》。该条约规定：贡特拉姆将其侄子希尔德贝尔特二世纳为继子，两人治下的领土最终将由后者继承；希尔德贝尔特二世将其治下的高卢南部部分地区划归贡特拉姆，由贡特拉姆在有生之年行使管辖权；图尔(格雷戈里当时正担任该城的主教)以及普瓦提埃等地重新转归希尔德贝尔特二世。(12)关于《昂德洛条约》，有几点值得关注。其一，关于签约方：当时高卢境内有三个相对独立的小王国，然而，签订这份攻守条约的只是其中的两家(勃艮第和奥斯特拉西亚)，而纽斯特里亚(希尔佩里克支系的控制区域)则被排除在外。其二，关于条约签订过程中的核心人物：从形式上看，该条约似乎是贡特拉姆和希尔德贝尔特二世这两位君主之间的家族协议，但是，从《法兰克人史》一书的细节描述中可以明显看出，代表希尔德贝尔特二世这一方与贡特拉姆进行谈判并签约的，既不是希尔德贝尔特二世本人，也不是他的母亲，而是《法兰克人史》的作者格雷戈里。其三，关于签约依据：虽然说《昂德洛条约》是“现实政治”的产物，但是，该条约却明确将其签订背景溯至567年卡里贝尔特去世后的领土瓜分之事，将该条约置于“511年—561年—567年—587年”这一“合乎传统”的瓜分链条之中。
    《法兰克人史》虽然在叙史结构方面比较混乱且充满教会史色彩，但是，如果把诸如此类的题外因素排除在外，则可发现，该书对法兰克政治沿革史的叙述路径不仅清晰可见，而且具有颇为严密的逻辑递进关系，作者的政治理念也就因此得以充分展示。简而言之，描述511年克洛维死后的“领土瓜分”是为了给561年“领土瓜分”提供依据，而对561年“领土瓜分”的描述则是给567年再次“瓜分”提供传统，依此类推，587年的领土重新组合协议也是过去数十年法兰克政治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对于格雷戈里来说，587年签订条约之事不仅属于“当代史”范畴，而且也是他本人亲自参与并在其中发挥特殊作用的一件大事，甚至是事关其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或许正因如此，他给予此事以浓墨渲染，不仅把《昂德洛条约》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录在《法兰克人史》之中，而且还借贡特拉姆之口来强化该条约的权威性，他写道：“国王(指贡特拉姆)命令当着全体在场的人之面再读一遍条文”。(13)
    对于以上所述历次“领土瓜分”以及《法兰克人史》中其他一切内容，格雷戈里一并将之视为不容置疑、不容篡改的“信史”。为了让后人将其著作奉为圭臬，在全书结尾处，格雷戈里不惜以诅咒的方式对潜在的篡改者进行恫吓：“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凭一切犯罪者感到可怕的审判日，若是你们不愿意狼狈不堪地从审判席前离开，去和魔鬼一同定罪，那我就请求你们大家千万不要从这几卷书里挑选某些部分，略去其他部分，因而使它们遭到损害或被改写，而应该使它们……保持完整无缺，就象我亲自留下的一模一样。”他还写道：即便后来人认为他的“文体并不优美”，但他仍要“恳求”后来人“一点也别去掉”他“所写的东西”。(14)在对511年以及561年的“瓜分”事件进行细致剖析之后，可以发现，《法兰克人史》一书中所言诸多现象存在许多模糊不清之处；如果辅以同一历史时期的其他材料来考察这些事件，格雷戈里的言论则会更加显得矛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