⑦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06页。
    ⑧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83、106页。
    ⑨参见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墨洛温王朝世系表”，第560页。
    ⑩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63—164页。另，洛塔尔一世的儿子远不止四个，按照格雷戈里的说法，洛塔尔一世“跟好几个妇人生下七个儿子”，其中三个死在洛塔尔一世去世之前。在剩下的这四个儿子当中，卡里贝尔特、贡特拉姆和西吉贝尔特是洛塔尔一世与英贡德(Ingund)所生，希尔佩里克则是洛塔尔一世与阿蕾贡德(Aregund，英贡德的同胞姊妹)所生。(参见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42—143页)实际上，从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其他章节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洛塔尔一世的儿子不止七个。甚至可以说，对于自己究竟有多少个儿子，洛塔尔一世本人心中都没有数。关于这一点，从以下一件事中便可窥知其貌：有位女子声称，自己的儿子贡多瓦尔德(Gundovald)是她和洛塔尔一世所生。洛塔尔一世起初未置可否，他只是命人把这个孩子带到他面前，在对这个孩子审视了一番之后，他便认定“这不是我的儿子”。(参见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304—305页)
    (11)参见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560页。
    (12)《昂德洛条约》内容较为繁杂，全文参见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454—458页。
    (13)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454页。
    (14)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558—559页。
    (15)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18页。
    (16)伦巴德人与法兰克人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因此，在有关伦巴德人的史书中，经常会涉及法兰克人的历史。学术界一般认为，《伦巴德人的起源》在记事的准确性方面要高于《法兰克人史》。(参见Marc Widdowson,“Merovingian partitions: A‘genealogical charter’?”pp. 1-22)
    (17)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18—119页。
    (18)在《法兰克人史》一书中，对于某些明确属于王族成员者，格雷戈里如果觉得不满意，也会使用同样的词语对之进行评述，以示轻蔑或贬抑之意。例如，卡里贝尔特的女儿克洛提尔德(Clotild)在圣十字女修院(Holy Cross)带领一帮修女“造反”，她“仗着自己同王室的亲属关系”，而且“她声称(claimed，汉文译本译为“夸耀”)自己是卡里贝尔特国王的女儿”。(参见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478页)格雷戈里使用“声称”一词，显然并不是否认克洛提尔德的王族成员身份，而只是想表明，她的这种行为与其地位很不相称。似乎同样可以认为，格雷戈里在说蒙德里克“声称”自己系出王族血统时，其着眼点在于表明蒙德里克“骄傲自大，趾高气扬”，而不是要否认他的王族血统。(参见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18—119页)关于对格雷戈里使用“声称”一词的分析，可参见I. Wood,“Deconstructing the Merovingian Family,”in R. Corradini, M. Diessenberger and H. Reimitz, eds.,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Leiden: Brill Press, 2003, p. 158.
    (19)不过，提乌德里克之子不仅没有执行其父的命令，而且还让西吉瓦尔德的儿子外逃他乡，后来还把他接了回来并发还其被没收的家产。(参见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29—131页)
    (20)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19—120页。
    (21)参见I. Wood,“Clermont and Burgundy, 511-534,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vol. 32, 1988, pp. 119-125.
    (22)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97页。
    (23)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07—108页。
    (24)关于这三人的上述情况，参见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10—115页。
    (25)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12页。
    (26)不仅如此，在一些学者看来，提乌德里克在511年国土瓜分中获得的领土有着特殊意义。例如，法国历史学家雷吉娜·勒让推测，克洛维本来准备将所有领土留给长子提乌德里克，事实也证明，在这次领土分配上(不论是由克洛维主导，还是由其四个儿子协商而来)，提乌德里克占据极大优势，他所拥有的东部领土在整个6世纪都是法兰克王国的势力中心。(参见Régine Le Jan, Histoire de la France: Origines et premier essor, 480-1180, Paris: Hachette, 1996, p. 47; Philipp Contamine Olivier Guyotjeannin and Régine Le Jan, Histoire de la France politique, vol. 1, Le Moyen K5YC47.jpg: Le roi, K5YC48.jpg, les grands, le people, 481-1514, Paris: K5YC49.jpg du Seuil, 2002, p. 125)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反观点。法国历史学家费迪南·洛特曾以不经意的口吻指出，在511年国土分割中，提乌德里克的领土是最危险的，最容易受到其他日耳曼部落的攻击。然而，对于这样的安排究竟用意何在，洛特并没有给出解释。(参见Ferdinand Lot,Naissance de la France, Paris: Fayard, 1948, pp. 47-64)
    (27)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13—114页。
    (28)Marc Widdowson,“Merovingian partitions: A‘genealogical charter’?”p. 9.另外，去世之前的洛塔尔一世已是风烛残年、体弱多病的老人，权力的有序转移已成当务之急。在当政第50年，他曾带着大量礼品前往圣马丁教堂进行忏悔。马克·威多森认为，此行很可能是他为转移权力而设计的，在这次忏悔活动中，可能伴随有一次简单的权力转移仪式。对于洛塔尔一世前往圣马丁教堂之事，格雷戈里有记述，但没有提及王权继承问题。(参见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