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法瓜分论”与格雷戈里的政治利益
    从对墨洛温王朝早期政治史的剖解中可以看出，早期法兰克国家在国土处置上似乎并没有将“瓜分”作为恒定的法律准则，法兰克国家的土地也没有沿着线性路径一味地“瓜分”下去。即便在“瓜分”之说甚嚣尘上的511年和561年，法兰克王权似乎也没有人们在传统上通常认定的那么散沙一盘，作为掌控整个法兰克的“一统王权”与只具区域特征的“二级王权”之间仍有较为清晰的脉络可以稽寻。(36)与此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或明或暗的张力，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区域性的“二级王权”自然有着将整个法兰克国家分割为完全对等、群龙无首的多个“主权国家”的内在驱动。因此，这是一个统一观念并未消失、瓜分思维暗潮涌动的时代。然而，对于这个二维格局，在《法兰克人史》中，人们读到的却只是其中的一维，即作者格雷戈里对“瓜分”理念的执著与宣扬。显然，这部长达30余万字的《法兰克人史》并不是一部不偏不倚的历史学著作，其中既饱含着格雷戈里个人的政治倾向，更暗含着这一政治倾向背后的格雷戈里个人的政治利益。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既得利益。从《法兰克人史》一书不时透露出来的个人信息表明，格雷戈里有着显赫的家世，其父系和母系都是罗马元老的后裔。在进入法兰克时代之后，格雷戈里家族依然位居“名门贵胄”之列，而且与当政的墨洛温王族有着密切的交往。(37)然而，在王族内部统一势力与分裂势力纵横交错的特殊年代，再显赫的家世也并不一定能够确保该家族的后裔可以继续拥有显赫的地位，其关键一环实际上要取决于该家族的在世之人是否能够为其中的某一种势力奔走效力、摇旗呐喊。格雷戈里之所以能够延续其显赫的家族史，恰恰就是因为此时此刻的该家族已经找到依靠对象并成为其代言人。
    格雷戈里之所以能够成为图尔主教，与其前任尤夫罗尼乌斯(Eufronius，555—573年在任)有着密切关系。尤夫罗尼乌斯是格雷戈里的亲戚，(38)于555年由国王洛塔尔一世授任为图尔主教。(39)561年，洛塔尔一世去世。在原定的唯一继承人希尔佩里克与其几个同父异母兄弟之间的政治角逐中，尤夫罗尼乌斯是站在后者一方的，而且曾先后支持过“二级王国”的君主卡里贝尔特和西吉贝尔特。(40)573年，尤夫罗尼乌斯去世，西吉贝尔特任命格雷戈里继任图尔主教。关于格雷戈里为何能够获得这一职位，其本人并未作出直接说明，但从他的有关叙述以及当时的现实状况来看，其基本缘由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是回报。在卡里贝尔特死后，西吉贝尔特成为尤夫罗尼乌斯的效忠对象。对于其效忠行为，西吉贝尔特自然会有回报举措。在《法兰克人史》中，格雷戈里曾多次提及自己在奥弗涅的克莱蒙生活多年，而且一再表明该地是国王西吉贝尔特的地盘。可以认为，在其族人先例以及生活环境的影响下，此时的格雷戈里已经形成了效忠于西吉贝尔特的政治倾向。因此，在尤夫罗尼乌斯死后，格雷戈里便成为图尔主教职位的合适继任人选。其二是结盟。从该书的叙述中可以明显看出，虽然西吉贝尔特一再声称图尔归属自己，但图尔居民对他的认可和支持却比较有限，他们更多的是倾向于支持“正统”的君主希尔佩里克。(41)在这种情况下，西吉贝尔特需要在图尔主教这个重要岗位上安排一个忠心耿耿的同盟者，格雷戈里因此也就成为他安插在图尔的“禄虫”(placeman)。对于这一特殊的职务安排，格雷戈里也曾躲躲闪闪地予以承认，认为自己在当地的确是并不怎么受欢迎的“外来客”。例如，他曾因被控陷害希尔佩里克之妻弗蕾德贡德而受审，在此期间，他的下属里库尔夫(Riculf，格雷戈里称之为不知天高地厚的“坏蛋”)曾扬言“已经清除掉图尔的奥弗涅乱民”。(42)
    在墨洛温王族成员之间进行的这场以领土和权力为争夺目标的厮杀中，法兰克社会各个阶层都几乎难以做到置身事外，更难以做到左右逢源。在图尔，格雷戈里的处境和角色是颇为尴尬的。如前所述，格雷戈里是于573年被西吉贝尔特(以瓜分国土为目标的法兰克诸王之一)委任为图尔主教的，因此，对于格雷戈里来说，西吉贝尔特对他有知遇之恩，为西吉贝尔特效忠已经成为他的外在形象，而且也已成为其安身立命的一个基本准则。就在格雷戈里履新后不久，“正统”君主希尔佩里克便派儿子战取图尔等地，西吉贝尔特则随之准备反击。为了避免内战和大规模屠杀，以“正义之师”形象示人的希尔佩里克下令自己的军队退出图尔，西吉贝尔特得以暂时控制这一地区。(43)然而，时隔两年之后，即575年，西吉贝尔特终被暗杀，图尔等地重新落入希尔佩里克(584年去世)的控制之下。
    在希尔佩里克掌控图尔期间，作为西吉贝尔特当年的心腹人物，格雷戈里在这里的岁月自然也就变得艰难起来。也正是从575年图尔落入敌手这一年起，他开始以“悲伤”的心绪着手《法兰克人史》的写作。(44)对图尔归属问题的论证也就成为该书的旨归之一，其基本结论就是：图尔是西吉贝尔特的“合法”领土，在西吉贝尔特死后，这个地方理应由他的儿子希尔德贝尔特二世来继承。可以说，只有摆脱希尔佩里克对图尔的控制，格雷戈里的生活才有可能重新变得舒畅起来。因此，他为何热衷于宣扬“合法瓜分论”，似乎也就不难理解。
    其次是未来利益。从575年算起，格雷戈里写作《法兰克人史》一书前后花了大约20年时间，直到其去世的594年方告结束。而且，如前所述，《法兰克人史》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均属“当代史”范畴，尤其是该书的后半部分，更可以说是一种类似于“日记”式的“历史实录”。因此，从其行文的先后顺序中，人们可以看出格雷戈里的人生际遇以及政治心态的流变历程。就总体思路来说，格雷戈里的“合法瓜分论”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从细节来看，格雷戈里的政治欲求在前后不同阶段有着较大差别。在希尔佩里克控制图尔时期，格雷戈里最大的愿望或许就是让图尔尽快得到“解放”。希尔佩里克去世之后，由于继位的洛塔尔二世尚处幼年，“正统派”的势力在法兰克境内开始陷入颓势；与之相反，以勃艮第王贡特拉姆及其侄子、奥斯特拉西亚王希尔德贝尔特二世为代表的“分裂派”却趋于活跃。作为奥斯特拉西亚小王国的元老级人物，格雷戈里原先那种愁苦欲绝的低落心绪逐渐变得开朗起来，其政治眼界也随之变宽，充当法兰克政治操控者的意图已经跃然纸上。关于这一点，人们可以从格雷戈里对587年《昂德洛条约》及相关事件的精心叙述中窥知其貌，其基本逻辑关系大致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格雷戈里已经成为奥斯特拉西亚的政治代言人。且不论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在《法兰克人史》一书中，格雷戈里已将自己描述成为可以左右奥斯特拉西亚政局的特殊政治人物。在事关勃艮第和奥斯特拉西亚两个小王国未来格局的《昂德洛条约》谈判和签订过程中，格雷戈里是以奥方最高代表的身份而与贡特拉姆展开交涉的，他不仅可以代表奥方君主希尔德贝尔特二世向贡特拉姆作出各种许诺，而且可以打着这位年轻君主的旗号与贡特拉姆就召开宗教会议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在国土的重新分割问题上，他不仅无须征求王太后布隆希尔德(Brunhild)的意见，而且，为了“国家利益”，他甚至可以暂时牺牲王太后的某些利益。(45)
    其二，贡特拉姆的领土在日后将全部转归奥斯特拉西亚。虽然说格雷戈里是“合法瓜分论”的积极倡言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领土扩张不感兴趣，实际上，他的主张是，要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来让奥斯特拉西亚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按照他在《法兰克人史》中的描述，在“正统”君主希尔佩里克死后，勃艮第和奥斯特拉西亚这两个小王国就开始密切接触。没有男嗣的贡特拉姆曾明确对其侄子希尔德贝尔特二世说道：“我将我的整个国家赐给了你”，“你可以把我所有的城市置于你的统治之下，就如同它们是你自己的一样”，“我拒绝其他一切的人来继承我，就由你作为继承人来继承我的全部国土吧!”(46)在《昂德洛条约》签订之后，格雷戈里更是以见证人的口吻记录下贡特拉姆对其侄子“特别谈到”的一句诺言：“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47)
    在奥斯特拉西亚这个小王国中，格雷戈里似乎已经成为操控乾坤的显要人物，他不仅可以驾驭年轻的君主，而且可以代替君主与他方进行谈判立约。如果格雷戈里所言不虚，那么，他在奥斯特拉西亚的实际地位可以说已基本等同于“无冕之王”；而且，在贡特拉姆所言“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之中的“他”，或许就已不再是指有名无实的国王希尔德贝尔特二世，“所有的一切”实际上都将成为格雷戈里本人的囊中之物。既然格雷戈里有着这样一套深谋远虑的政治构想，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以诅咒发誓的方式要求读者相信他所写的一切内容。
    从对《法兰克人史》政治线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法兰克一统王权与分裂势力的角逐过程中，格雷戈里因家世背景及个人因素等原因而获得分裂势力的垂青和重用，但随后却遭遇统一王权的挤压。正是在这一状况下，格雷戈里按照自己的政治立场开始构筑《法兰克人史》的叙史脉络。出于对现实利益的逻辑观照，他尽可能地把法兰克历史传统中的政治统一因素排除在叙史框架之外，而且把复杂多样的511年和561年法兰克政治重组问题简化为单向度的领土瓜分史，从而给后人造成“瓜分乃传统”这种似是而非的感觉。实际上，从漫长的墨洛温王朝发展史中可以看出，不论国土怎么瓜分，也不论王权怎么分割，相关的政治配置与安排都还是在墨洛温王族内部进行的，法兰克国家终究还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