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释放奴隶问题
    在许多论著中，奴隶制“解体”还被描绘成一个释放奴隶的过程。然而事实告诉我们，释放奴隶不仅早已有之，而且它的高潮一般也不在过渡时期。
    以罗马帝国而论，释放奴隶早在王政时代就已存在，可以说是与奴隶制俱生的现象。有人认为，王政时代的被保护民就是由被释奴隶转化而来的。（24）罗马最早的成文法--《十二铜表法》专为被释奴隶制定了两个条款。公元前357 年还专门规定照被释奴隶身价的5％抽税，可见早在共和初年奴隶释放已很常见。公元前二世纪，“奴隶释放是非常发达的”，当时任何罗马的富人都有几十名，有时几百名出身被释奴隶的食客。（25）史实表明，罗马释放奴隶最盛行的时代，正是在古典奴隶制极盛时期的公元前二至一世纪。德国史学家贝洛克曾据当时的人口统计指出：从公元前203年至公元前125年的七十多年间，罗马城自由人口主要因为解放外籍奴隶而增加了几乎一倍。（26）以致于罗马贵族小西庇阿在一次公民集会上，曾对起哄的人群斥责说：“不要乱嚷，意大利不承认你们是它的子女……你们被带到这里来的时候是带着枷锁的，你们现在不要威胁我，虽然你们的枷锁是去掉了。”（27）
    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内战中，对立的各派更竞相以释放奴隶作为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与打击异己势力的手段，并在几次“公敌宣告”中，把被镇压者的奴隶予以释放。释放奴隶的规模从公元前二世纪时的一次八百人，发展到动辄成千上万，就连贵族派的苏拉也曾一次就释放了没收自敌方的一万名奴隶，民主派就更不用说了。在马略、庞培等的军队中，被释奴隶占了惊人的比重。绥克斯都·庞培部下的被释放奴隶至少达三万六千人。“共和末期，被释奴隶的数量大大增加，内战使许多富有的家族消灭了或破了产，结果是他们的奴隶获得了自由”。（28）有人统计，共和末期几十年间罗马城平均每年释放奴隶一万六千人，比公元前二世纪的年平均数增加了十多倍。（29）这一时期，被释奴隶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在罗马起着此前和以后都没有过的重要作用，甚至被认为是帝制的主要社会基础之一。早期帝国政府的各机构，从最高长官到最低的勤杂人员，都由他们组成。但是，这个奴隶释放高潮与奴隶制“解体”是不相干的。正如英国学者霍普金斯所说：“如果我们把奴隶制作为一个制度来考虑，那么奴隶的解放并未引起奴隶制的削弱，相反地，解放奴隶把奴隶制作为一个制度加强了，使之更为巩固。”（30）
    进入帝国以后，罗马奴隶社会全面的危机逐渐出现，这时释放奴隶当然也很普遍，然而规模比起共和末年却小得多了。帝国初年先后通过了限制以遗嘱解放奴隶的夫非亚·卡尼尼法：规定有奴隶4-10人者最多只能解放半数，11-30人者为{K516302.JPG}，31-100人者为{K516303.JPG}，101-500人者为{K516304.JPG}，500人以上者最多以100名为限；以及耶利亚·圣悌西法：规定主人未满20岁或奴隶未满30岁的情况下，原则上不予解放，并规定债务人无权解放自己的奴隶，除非他把这奴隶宣布为自己的继承人（亦即让奴隶继承主人所欠的债务），同时加征释奴税。公元一世纪，又取消五年登记户口一次的制度，废止了奴隶“登记解放”的途径，从而“抑制了奴隶因获释而流入平民队伍的潮流”。与此同时，被释奴隶重新沦为奴隶的道路却打开了。共和时代，奴隶被释后就成为罗马公民，虽然其公民权不完全，但按照“罗马人不为奴的原则，一般不会再沦为奴隶。但帝国时代，对被释奴隶取得公民资格的限制越来越严，被释奴隶与“恩主”的依附关系也更加强了。君士坦丁时并规定主人可把“无礼”的被释奴隶重新变为奴隶。这样，帝国末年出现了与释放奴隶的潮流相反的“倒流”现象。
    帝国瓦解后，各个蛮族“早期封建国家”里，奴隶释放就更衰落了。法国学者布瓦松纳指出，在蛮族的法律下，奴隶释放比罗马时代更为罕见，更为困难。（31）意大利等地的教会甚至在整个中世纪都禁止释放奴隶，已获释的奴隶一经查出，即被重新沦为奴隶，即令他已担任了神父也不能幸免。（32）阿拉里克法典与查士丁尼法典，都赋予奴隶主把不“驯服”的被释奴隶重新变为奴隶的权利。（33）
    希腊的奴隶释放也开始的很早。希西阿德的《田功农时》用寓言形式描绘老鹰（奴隶主）对小鸟（奴隶）说：“我能把你当午餐，也能让你解放。”梭伦变法时曾大批释放了债务隶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其后的城邦危机时代，在奴隶制大发展的同时，奴隶释放也达于高潮，当时很多城邦出现过为扩充军事力量而大规模解放奴隶的事。如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常常释放他们的奴隶”，以致出现了一个由被释的希洛特组成的“新公民”阶层。（34）公元前370 年底比斯入侵时以及克利奥米尼、那比斯改革时，斯巴达又连续多次大批释放希洛特（或令其赎取自由）。公元前147年的阿卡亚同盟各邦（主要是科林斯）与公元前146年的马其顿在反罗马的战争中，也都曾释放成万的奴隶。这一时期一些城邦内部的党派斗争也常导致释奴风潮，如公元前427年科赛拉岛的民主派与贵族派斗争中，双方均号召对方奴隶投奔己方，并予以自由。至于城邦间的斗争中此类事更不胜枚举，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斯巴达、开俄斯都发生过成万奴隶投奔敌方的事。底比斯－斯巴达战争更导致了麦西尼亚独立，斯巴达损失了大部分奴隶，希洛特制度从此瓦解。后来马其顿控制希腊时，在科林斯会议上专门规定禁止为政治目的解放奴隶，可见这种现象之普遍。苏联学者塞尔格叶夫曾把这时的释奴风潮称为“摇撼奴隶社会基础”，“向社会封建化跨进了一步”，（35）这个意见早已为学术界所否定，但它是语出有因的。本世纪在中希腊迪尔菲与加里纳岛两地发现大量释奴令碑铭，涉及的释奴人数如下：（36）
          年代前201- 前153- 前100-前53-1-4748-100  总计
    迪尔菲  495378123128 63 501237
       （公元）前153前100前53 前1
    加里纳  36223242 55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