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
    从“奴隶上升成为农奴”这一概念出发，许多著作把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看作一种奴隶争取解放的“奴隶革命”，而这种革命常被描绘成似乎不仅是历史的进步，而且是人道的胜利，它成功地推翻了奴隶制，从而“改善了”劳动者的地位。罗马帝国的巴高达运动与阿哥尼斯特运动，常被看作是这种革命的典型，而中国秦汉时代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无“奴隶革命”这一事实，则被用为批判“魏晋封建论”者的论据。
    但是，罗马帝国末期真的有过“奴隶革命”吗？早在五十年代，苏联学者施塔耶尔曼就对此提出了疑问。他认为，巴高达运动、阿哥尼斯特运动恰恰发生在奴隶制最不发达、公社残余与自由小农最多的地区。这些运动虽然也有奴隶、隶农参加，但其主力是正处于农奴化过程中的农民。因此这种斗争从本质上说不是奴隶争取自由的斗争，而是自由劳动者反抗农奴化与奴隶化，力图保卫和恢复村社与小农经济的斗争。它是反封建的，而不是反奴隶制的运动。（51）他的这种观点招致了许多批评，但批评都集中在运动是反封建还是反奴隶制这一点上，而对施塔耶尔曼论点的前半部分，即这些运动是自由农民为主体的运动而不是奴隶运动，则无人表示异议。事实上帝国末期的史家也都把起义者称为“农民”、“村民”、“罗马人”乃至“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起义不是为了摆脱从前的奴隶地位，相反却是“因为不让他们作从前那样的人”。（52）只要我们把这些起义实事求是地看作是沦落中的自由民与村社社员的起义，所谓反封建还是反奴隶制的争论，意义是不大的。因为古老的村社与小农经济既是前封建制因素，也是前奴隶制的因素，则过渡时期以保持与恢复这种因素为目的的运动，当然也就同时具有反封建与反奴隶制的双重意义。值得指出的是：共和末期的西西里起义、斯巴达克起义那样的奴隶运动，在过渡时期反而没有出现。
    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埃及二世纪末期爆发了大规模的布科里人起义，其主力是沦落中的村社农民。他们在罗马的强制代耕、永佃制与苛捐杂税压榨下，逃到三角洲沼泽地区（所谓“布科里亚”），进行反罗马斗争，一直延续到五世纪末叶。在西亚，过渡时期出现的是一次以恢复村社制度为目的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马资达克运动。我国秦汉时代的三次农民战争，也是沦落中的自由小农的反抗运动。从过渡时期的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式，不难看出这种过渡对劳动者意味着什么。
    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是如此。过渡时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那些代表新兴封建势力的思想家，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反对奴隶制度、主张比较“缓和”的剥削方式。相反地，他们大都赞成打破古老的公社的框框，发展赤裸裸的阶级对立，强化对被剥削者的暴力统治，为此他们不仅要发展封建制，而且也赞成奴隶制。倒是那些没落中的奴隶社会的代言人，过渡时代的保守反动的思想家，为了担心奴隶制固有矛盾过于激化会加速他们所留恋的社会的崩溃，而打起了反对贫富不均、保护“民主自由”的旗号，力图保持旧的公社传统。他们不仅反对新兴封建势力，还往往“批判”奴隶制，俨然成了“正义”与“人道”的旗手。我国战国时代的法家，就主张对人民施加赤裸裸的暴力，反对受什么“仁义”、“王道”的羁绊。韩非提倡“严家无格虏”，对奴隶决不能手软；所谓头号“封建改革家”商鞅则以炮制“收孥”法、“赐虏”法与“名田宅奴婢以家次”而闻名。而一般认为比较保守、反动的儒家，反而常以“仁义”、“泛爱众”自许，并对奴隶制作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之类不痛不痒的批判。汉代进步思想家司马迁，不仅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把一大批工商业奴隶主奉为当代豪杰，还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公然认为穷人应该作富人的奴隶。相反，保守的思想家如董仲舒、师丹等却不断鼓吹“限奴婢”，那个食古不化的王莽，更对“秦为无道，置奴婢于市，与牛马同栏”大加诟斥，俨然打扮成一个奴隶解放者。（54）罗马帝国时代保守的奴隶主哲学家辛尼加，以斯多噶派的精神宣传一切人（包括奴隶）是“平等”的，他攻击财富，称颂贫民的朴素生活，甚至提出奴隶制是“反自然”的，主张把奴隶看作“人”、“共居者”与“朋友”。三世纪危机前夕的反动文学家斐洛斯特拉托斯力主恢复城邦式的“平等”，他抨击贫富不均的现实，要求限制富人的政治经济力量。这些说法当然是虚伪的，然而新兴的封建思想家却不需要这种束缚。中古初期的教会作家公然宣布：“上帝慈悲地注定那些人要作奴隶，对他们来说自由是不相称的”。狄奥多·坎特伯雷的《悔罪录》甚至赞许父亲把儿子卖为奴隶。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曾对封建主义进行批判，但我们在新兴封建主统治阶级思想家中，却完全未发现他们对奴隶制作过同样的批判”。（55）这种现象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但如果我们把向封建制的过渡看作是劳动者人身地位的沦落，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封建主义不也需要自己的马基雅维利吗？
    五、结论
    恩格斯说过：“基督教德意志世界观以抽象的主观性，因而也就是任性，对内部世界的崇拜、唯心论作为基本原则来和古代世界相对抗；……它所带来的也就不是主体的自由，而是对主体的奴役。抽象的内部世界变成了抽象的外在形式，即人被贬低和异化了，这一新原则所造成的后果，首先就是奴隶制以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的形式重新出现”。（55）这就是说，上古世界向中世纪的过渡，是人被奴役、被贬低的过程，而不是自由与上升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在论述封建主义的历史前提时总是提到“人身依附关系”、“人的依赖性”、“隶属性”、“人身的不自由”等等，而从来没有提到过“解放”与“上升”，倒是在谈到上古历史时曾指出自由小农是古代社会全盛时代的社会基础。因此，把向中世纪过渡看作劳动者人身地位的上升，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史实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由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伴随着劳动者经济地位的下降（无产化），那么由上古社会向中世纪的过渡就伴随着劳动者人身地位的下降（隶属化、依附化）。许多民族在向资本主义过渡中，都曾废除过农奴制或其他类型的封建依附制度，还有一些民族在向古典时代过渡时就废除了奴役本族人的制度--债奴制，但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民族在向中世纪过渡时废除奴隶制的例子呢？事实上，封建社会比之上古社会，与其说是拥有更少的奴隶，不如说是拥有更少的自由劳动者。封建化过程的本质特征与核心内容，不是什么奴隶的解放，而是自由劳动者的沦落。显然，这样的结论意味着对古代社会的性质、结构与运动规律需要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