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麦哲伦太平洋航路开辟之前，欧洲河道体系的商路和地中海商路已开始失去了传统的意义，而被大洋商路所排挤；贸易商路的重心也开始转移到印度洋、大西洋上，从而使庇利牛斯半岛上的海港处于世界商路中心的优越地位，从那儿向东通向亚洲和向西通向美洲的航路，以及经由直布罗陀海峡联结葡、西、英、法、荷等国的航路，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力。然而，在麦哲伦环球航行成功以后，这种转移趋势又获得了新的动力。因为，西行直达亚洲的新航路，不但使上述海港地区进而成为三大洋全球性商路的交通要冲，而且大大地加剧了欧洲各国在掠取殖民地和发展本国经济方面的互相竞争，从而使这些新的商业中心，如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尼德兰的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英国的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多；法国的南特、勒阿弗尔鲁昂和波尔多等，逐渐演进为东西方贸易的核心地区，这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核心地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3.由于太平洋航路开辟所加强的商品交易的种类繁多与地域广阔的发展趋势，使商品价格（特别是殖民地的商品价格）波动很大。欧洲与殖民地的形势、商业公司的活动、海洋上天气的态势、海盗的袭击、产地产品的收成及其种种变幻莫测的事变，都可以造成商品价格的暴涨与暴跌，从而使商业活动带来了极大的投机性。这种投机性，非但使传统的封建契约性质的商业活动黯然失色，产生了集中进行自由交易的商品，而且使资本在私人手中的高度集中成为可能。这些正是资本主义得以迅猛发展的重要经济前提。与此同时，为了得到贵族阶级统治机构所需要的资金、保护本国工商业有最低限度的发展，以夺取世界市场、掠夺殖民地人民和在排他性的竞争中获胜，带有明显重商主义性质的欧洲专制主义经济政策的新倾向也获得了加强。无数在本国得到广泛权利与巨大支持的贸易公司，作为海外殖民的基本组织形式而迅速发展起来。
    由此可见，麦哲伦环球航行成功，给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继“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之后，“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随着“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美洲的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16）。
    （二）给西班牙积累了大量殖民财富，并通过各种途径在欧洲转化成资本，推动并加速了价格革命的历史进程。
    西班牙王室支持麦哲伦环球航行，旨在寻找香料群岛、掠夺东方财富、增加本国的黄金货币，以供宫廷与贵族挥霍所需。鉴于由五条船组成的环球航行船队，仅有“维多利亚”一条船回归，因此在售出520昆塔尔（约26吨）马鲁古香料， 并扣除800万马拉维季的投资后，其盈利仅为500杜卡特金币，所以这次远航的直接经济价值并不如伽马从印度回来那么引人注目。然而，值得指出的是，环球航行所派生出的其它“成果”却给西班牙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殖民利益。这主要包括：1.在环球航行途中找到了“香料群岛”，并将其据为殖民地。1529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为缓和与葡萄牙的矛盾，在签署萨拉戈萨和约后，旋即将之脱手转卖，获利35万杜卡特金币；2.环球航行的成功以及太平洋航路的开辟使西班牙取得了向西航行的海上霸权，从而大大加强了它在美洲的殖民统治地位与权益，使美洲大量的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的国库。据稍稍夸大些的统计：从1521年到1544年，每年从美洲运入西班牙国内的黄金有2900公斤，白银有30700公斤，而从1545年到1560年，每年已达黄金5500公斤，白银则有246000公斤。到十六世纪末期，世界贵金属的开采量将近83％已归西班牙所有，而世界贵金属的开采量有78.6％产自美洲矿山；3.由于环球航行所沟通的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航路，使西班牙与亚洲、美洲的贸易中获利甚巨，有时竟高达8倍。上述三方面庞大的经济收益， 使西班牙一时“金玉其外”，然而在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桎梏下，它们并未在本国转化成资本。相反，却成为宫廷贵族挥霍浪费的摇钱树和向欧洲其他国家购买现成商品的钱袋。与此同时，西班牙在海外殖民地掠夺来的大批财宝，还时而遭到其他国内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更为迅速的欧洲国家的半道拦劫。例如，英国从亨利七世开始就急切想把势力伸向远东，然而，随着寻找通往远东的西北和东北路线的种种努力归于失败，其欲图通过海外扩张，直接建立殖民地，发展海外贸易的梦想遭到了破灭。直到伊丽莎白时代，形势迫使英国只好采取间接掠夺手段，即掠夺西班牙已抢到手的财物，将之转化为资本，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据估计，“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的海盗带回的赃物竟达1200万英镑”（17），其中仅德雷克就在女王和新贵族的支持和策划下，利用麦哲伦所开辟的环球航路，将麦哲伦海峡作为可靠的避难所和船队基地，于1572年到1596年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海盗掠夺，从西班牙人手中攫取了总数150万英镑，相当于西班牙国王在美洲的年矿产量的1／4到1／2的巨额财富（18）。通过这些曲折而又复杂的途径，世界各地、特别是美洲的贵金属源源不断地以西班牙为中介而流入欧洲，使后者在十六世纪整整的一百年中，黄金数量增长了117％，白银数量增加206％。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物价飞跃上升。 从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起，欧洲物价在数百年内基本稳定的纪录已被打破。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工业品的价格也不断上涨。这种情形首先发生于获得贵金属最多的西班牙，上涨的速度也最快。到十六世纪末，西班牙的物价平均上涨四倍多，而谷价则上涨了五倍。虽然，西班牙长期试图用严禁贵金属外流的办法来制止物价上涨，但是这样却使市场上商品和贵金属数量的比例失调，从而更加速了物价的上涨。
    在如此巨大的物价上涨的浪潮冲击下，一方面导致实际工资降低，依靠工资收入为生的欧洲城乡劳动者，生活更加困苦。如西班牙，实际工资平均下降30％，而在英、法、德诸国则下降更多；另方面，使按传统方式收取定额货币地租的欧洲没落封建主，入不敷出，处境困难，财产与地位每况愈下，逐渐失去了与新兴城市资产阶级争雄竞胜的能力。凡是那些不能改行短期佃租和急剧提高租金以适应新经济条件的贵族阶层都破产了。这两方面人员的经济厄运，为资本主义发展准备了大量的劳动后备军。而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富农和新贵族，因金银的贬值、物价上涨而获利，造成了个人资本的日益集中。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减少了工资与地租，另方面增加了工业利润。换言之，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工人阶级、封建领主和人民下降到什么程度，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就上升到什么程度（19）。这样，“价格革命”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因素之一，大大地加速了封建主义的解体与新的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