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从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看。
    由于英国君主专制制度的软弱性，它依靠的是新贵族与资产阶级，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里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执行有利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而这个政策实际上是诺曼征服后英国王权所执行的保护英国工商业发展政策的延续，这是中世纪晚期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国家如法国和西班牙所望尘莫及的。
    15世纪末到17世纪，在养羊业与呢绒业之间极为深刻的相互影响下，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但不能说，一个封建社会只要具备养羊业与呢绒业这样的经济结构，就一定能顺利产生出资本主义。如果说，英国的呢绒业是在本国特别富饶的原料基地上获得发展的，那末，西班牙的条件不逊于英国。西班牙特产美利奴优质羊毛可供制造高级呢绒，十六世纪上半期，西班牙呢绒纺织业也曾经盛极一时，塞维利亚呢绒手工业作坊近一万六千家，拥有纺织工作13万人，（包括住在农村，在家中为收购商工作的纺纱工在内）。寇思卡的花呢曾远销土耳其和北非。但由于西班牙君主专制制度极力维护封建贵族的利益，肆意残踏城市自治权，专制君主强行向城市借贷，征收苛重的贸易税和商业税等，致使“西班牙贵族虽已趋于没落，却没有丧失它最恶劣的特权；西班牙城市虽已丧失中世纪权力，却没有取得近代的重要地位。（42）在专制王权扼杀之下，西班牙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幼芽日趋萎缩。十六世纪下半期，呢绒工场纷纷倒闭，城市工商业急剧衰颓，国内生产的大量优质羊毛未能转化为民族工业的原料。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在航海、商业、殖民中的大量掠获，也不能拯救它一蹶不振的命运。
    从西班牙的反面事例中，不难看到英国资本主义的顺利产生离不开英国君主专制制度的保护。都铎王朝特别注意造船航海，亨利七世对百吨以上船只的建造，每吨给予5先令的津贴，整个都铎时代始终如此，并发展成为定额津贴；亨利八世（1509～1547年）于1540年颁布关于维持舰队的特别法令，政府采取措施，深挖港口，并保护木材以利建造船只。英国专制君主又大力保护本国呢绒业，曾三番五次严禁羊毛出口，千方百计招徕法国、德国在宗教改革运动中被迫害的新教工人移居英国，并于1567年趁阿尔发公爵对尼德兰实行恐怖统治之机，大力吸引佛兰得尔呢绒纺织工及染色工人前来英国定居。这些工人为英国带来了纺织细毛织品的技术，从而大大充实英国的技术力量，保护了英国呢绒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鼻祖亚当·斯密在论述君主专制制度时期的英国时曾指出：“英国立法，特别注意工商业的利益，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即荷兰亦不例外，其法律能这样有利于此种产业”。（43）
    十六世纪英国的宗教改革，对英国资本主义产生也起了有益的作用。在英国封建社会里，1／3土地掌握在教会手中，形成“古老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44）宗教改革运动中撤消一切修道院，没收其土地，并按年租20倍的价格出售，这些土地大都落入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他们对所得的土地往往按资本主义方式加以经营。
    英国专制王权对民族商人的保护，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我们务必注意，在15世纪末以前，英国商人资本大都控制在外商手中。爱德华一世时（1272～1307年）由赫尔和波士顿出口的羊毛，每八包中就有七包是由佛兰得尔、汉萨同盟和法国船只载运的；1273年英国实行装运羊毛必须取得许可证的办法，英国商人仅占这项需要许可证贸易的35％左右（45）。这些外商又拥有雄厚资金，甚至是英王的债权人，如林肯的犹太商人巴提和佩鲁齐是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的债权人。（46）汉萨同盟的德国商人则在伦敦设立称为“斯蒂尔雅德”Steelyard 的商行，拥有特权，该商行在英国长存375年。（47）英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迫切要求英国商人把外贸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展和外商的斗争。十五世纪成立的英国著名的冒险商公司、专管呢绒业出口的坎特伯雷的圣汤姆同业公会和外商的斗争就是重要的例证。1505年，亨利七世给予他们特许证，承认他们拥有出口呢绒的特别权利；1564年伊利沙白女王又给予新的特许状，使他们享有成立公司的完全权利，主要是享有获利特大的、向尼德兰出口未染色的呢绒的垄断权利。专制君主的支持，大大加强他们的力量。约克、诺利支、纽喀斯尔等一些重要城市的大商人也加入该公司，活动范围日益扩大。于是英国呢绒商人获取巨利，而且战胜外商，摆脱外商控制，为英国商人进一步向外经济扩张准备条件。
    从16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专制主义政府还大力支持海外贸易与海外殖民活动，而从国外劫掠来的财富，流回母国，都转化为资本，进一步推动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比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由于具有较完整较典型的形式，法国专制君主的经济政策就不能不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尽管科尔伯主义也致力于扶植本国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但又在国家基础上利用行会制度对工商业实行技术监督。而包税制度、卖官鬻爵以及封建特权等等封建毒素更不能不延缓法国资本主义的进程。
    总之，英国资本主义的顺利起飞，既得益于封建社会的完备性，又得益于封建社会的不完备性。这在逻辑上类似马克思对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评述：德国既吃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又吃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不同的是，德国历史吃过资本主义的苦头，而英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吃的却是封建主义的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