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比路德小二十六岁，是“第二代的宗教改革家”⑧。他的青年时代深受人文主义与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感染与熏陶。十六世纪初，人文主义思潮从意大利和德意志南北两个方向传至法国。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作品和伊拉斯莫的著作在法国广泛流传。二十年代巴赛尔出版商傅洛本（Froben，约1460-1527年）曾致函路德说：已有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的作品“六百种运至法国销售，甚至在索邦神学院（Sorbonne,今为巴黎大学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亦争相传阅。 ”⑨人文主义思潮在法国的传播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观念和思想方法。法国人文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把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神学研究，因而导致对希伯莱文和希腊文古本圣经的翻译和注释。可以说法国的宗教改革与人文主义思潮的联系比德、英等国更为密切。法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宗教改革的先驱雅各·勒菲弗尔·戴塔普尔（Jacques Lèfēvre d'{K515304.JPG}taples, 1455-1537年）于1507年开始研究原文圣经，1512年发表新译《保罗书信注解》一书，在《罗马人书》的注释中提出了净化教会，否认善功得救⑩，强调信仰得救的主张。他在巴黎讲学期间，门徒众多，其中有加尔文的挚友、瑞士的宗教改革家法雷尔。勒菲弗尔于1521年开始将圣经译为法文，1523年出版了法文版《福音书》。
    稍后，宗教改革的浪潮又涌入法国，特别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法国的影响较大。“路德在法国的第一个使者是他的著作，1518年开始运至法国，大量运至巴黎。1520年一个大学生写道：‘没有一本书比路德的著作销售得更快了’。”（11）“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越过了莱茵河，学生和商人把来自德意志的路德的著作当作每日之新闻，自巴赛尔运来的路德著作在法国到处可以买到，不满现状的人拿着新约当作革命经典。”（12）在德意志和瑞士的宗教改革影响下，法国于二十年代出现了第一批新教徒和秘密的新教团体。他们主要活动于知识界、市民和工人群众之中。
    加尔文的青年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渡过的。他于1523年赴巴黎，先后在巴黎大学和马奇学院和蒙太古学院学习。在此期间，他与人文主义的领袖、路德的拥护者尼古拉·柯普（Nicholas Cop）交往甚密，并深受其表兄、新教徒阿立威坦（13）的影响。1528年加尔文获文学硕士学位后，本欲深入研究神学，探索宗教改革，但恰在此时其父与当地天主教会团财产纠葛关系破裂，遂命其子改学法律。加尔文本人感到“父亲也许认为学法律足以致富”（14），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一条通向财富和荣誉的更有把握的道路”（15）。同年，他考入伊拉斯莫和锐赫林（16）曾执教的奥尔良法学院修法律。他在此“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和该校师生中流行的探索精神所熏陶”（17）。他精心研究罗马法，吸取其精确性与严密性，尽力应用于其神学与伦理学的研究。1529年又赴布鲁日学院，受教于人文主义者阿尔西亚提（Andrea Alciata, 1493-1550年）和路德派的梧勒马尔（Melchior Wolmar, 1496-1561年），获益匪浅。1531年其父去世后，为了集中精力以人文主义的方法研究原文圣经，探索适应法国社会的宗教改革，他回到巴黎入法兰西人文主义学院，专攻希腊文和希伯莱文。此学院是以传播人文主义为使命而新建的大学，该校集中了当代法国著名的古典文学家、东方语文学家和哲学家，在学术观点上与经院哲学的中心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针锋相对。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从经院哲学家到人文主义者的转变，“开始献身于人文主义事业”（18），于1532年发表其处女作《塞涅卡的仁慈论评注》，书中把专制的定义解释为“违反人民的意志”。史学家们认为“这是他彻底的人文主义的证据”（19），并认为“这篇论文是伊拉斯莫式的人文主义的典型作品”（20）。1531年，他开始参与新教徒的活动，“1533年完成了从天主教徒到新教徒的转变”（21）。“加尔文之改信主要地是受了路德的影响，……他一生中虽亦受了别的影响，……但他自己却把真正重要的影响归之于路德”（22）。同年，加尔文曾为其表兄阿立威坦的法文圣经译本校订并写序言，十一月又为其友人、巴黎大学哲学教授和名誉校长柯普代拟就职演说，因演说词中“采用了伊拉斯莫和路德的语句，鼓吹教会改革”（23）和唯信称义说，被天主教会视为异端，柯普被悬赏通缉，加尔文则被列入黑名单，于1534年被迫逃亡至安古拉姆（Angouleme），后来定居巴赛尔。在流亡期间，他获得一段集中的时间，探索适应法国的宗教改革的学说，并使其改革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他精心研究圣经，“遍读教父、奥古斯丁、经院哲学家以及路德和马丁、布塞尔的著作”（24），潜心著述，于1536年发表代表作《基督教原理》，系统地提出了其预定论学说，年仅二十六岁。
    二
    预定论（Predestination，又译作前定论）是加尔文的救赎理论，即尘世间的人如何才能得到拯救的学说。这是他继承保罗、奥古斯丁的救赎理论和马丁·路德“唯信称义”说的思想，结合法国资产阶级的需要提出的新的救赎观。其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天命说”、“拣选说”和“呼召说”。
    加尔文的“天命说”是把上帝的意志视为绝对、永恒的天命，强调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其意志体现于全部空间与时间之中。他提出：“万事均由上帝的秘旨所统括……无一不在上帝的掌握之中”（25），并举例说，“没有上帝的命令，任何风都不会刮起来”，“除了上帝确切的指令外，一滴雨也不会降落”，在人类历史上“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都在上帝的新的特殊的旨意管理下”（26）。加尔文在此强调“上帝的新的特殊的旨意”的目的在于说明当时法国社会的新变化，即封建贵族的没落与资产阶级的兴起系上帝的合理安排，是天命。他说：“世上的秩序、理性、目的和必然性多隐于上帝的旨意之中。”（27）加尔文所以突出天命，说明十六世纪法国资产阶级不成熟，需借助神力肯定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寻求神学上的肯定和批准。他为了说明上帝的绝对权威，还提出了与封建教会神学表面上似乎相似，而实际上有所不同的上帝观。他说：上帝并非“高踞天上，清闲自在地观察人世间所发生的事件，而是亲自掌握宇宙的枢纽，不仅用眼视察，还亲自动手，统治一切”。上帝非“好逸恶劳”，“空虚懒惰，昏昏欲睡，而是机智、有效、运用自如，和从事行动”（28）。形象地勾划出了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