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格。加尔文提出选民的道德标准是“节约、俭朴、谦逊”，不应“骄傲、粉饰与虚荣”（47）。“行为不端的人，不能作选民”（48），因为具有高尚的品德是上帝呼召之结果。上帝对选民的恩典足以阻止一个基督徒有不良行为，而且有高尚之道德。在诸种道德标准中，加尔文特别强调“节制”与“忍耐”两项。
    他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对情欲应加以节制，使之适当。既反对不加限制的放纵主义，又反对中世纪天主教会将人的欲望视为罪恶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他认为不应把财富视为罪恶，主张人们顺从上帝的呼召，在各自的职业中追求与获取财富，此为上帝所允许并加以支持的。因为“象牙与黄金以及各种豪富，均神恩所赐福，不但许可，而且显然是为人所用的”（49）。并承认“贷款可以取息，不要超过5 ％（后改为10％--笔者）”（50）。但对财富的使用，应加以节制，不应有“过份的食欲和无度的浪费，……奢侈和享乐”（51）。这里需顺便说明的是，有的西方史学家认为加尔文的“节制”与天主教的禁欲主义有相同的一面，而称之为“现世的禁欲主义”（asceticism within the world）。法国史学家瑟诺博斯认为“加尔文的道德观和禁欲的修道士的道德观是一样的”（52）。德国史学家韦伯和特勒尔奇也认为加尔文虽不赞同天主教主张的为死后的永生而禁欲，但他“仍然主张一种禁欲（苦行）主义，只不过是现世中的禁欲（苦行）主义罢了”（53）。实际上，加尔文主张的节制并不同于天主教的禁欲。他说：在生活上不能仅满足最低的生活需要，而要生活得好、愉快。“比如在衣着方面，不仅是为了需要，也是为了维持礼节和仪表。”他还说：“有人主张物质生活享受不应超过生活之必需”，这“过于苛刻”。如果这样“则除了面包和凉水之外，其它食物都将是非法了。”不应“剥夺我们的享受”。（54）但他反对“过份享受佳肴美酒，以致脑满肠肥”，并且反对生活放荡，奇装异服，化装舞会，赌博嫖妓等不良习俗。因此，我认为加尔文的节制思想不宜视为“禁欲主义”。
    加尔文提倡的另一重要道德标准是忍耐。这是他对广大劳动人民和竞争失败者提出的主要道德规范。他说：“人们的贫富荣辱均上帝一手安排。”“假如他人之事业硕果累累，而自己进步甚微，甚至退步，他当比一般俗人更能安贫乐道，在贫困中寻求安慰。”要求他们应具有“坚忍之心”，并要“时时想到天堂是我的故乡，那么尘世便不是我的乐土了。”（55）这一说教的目的是很明显的，正如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所说：“加尔文认为虔诚的信徒，上帝的选民，应忍受世间的一切痛苦……对世界上所有贫困无告的人，加尔文所描绘的天国的确充满了诱惑。”（56）
    加尔文的“呼召说”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他把选民的外在标志：坚定的信心，事业的成功和高尚的道德说成是蒙呼召之果，而非呼召之因，从而把是否蒙呼召归之于天命，以此为原始积累时期少数资产阶级发财致富蒙上一层神圣的外衣，说成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宗教理论依据。（二）加尔文的拣选说是神秘的与无形的，但他通过呼召说提出了蒙拣选的具体标志，使无形变为有形，使人看得见，抓得着，从而激励人们为求得证实是否蒙上帝的呼召而终生不渝地努力，为现世的事业而奋斗。这样一来，增加了呼召说的预定论就同封建神学宣扬的命定论有了本质区别，前者激励人们终生奋斗，以最终证实自己是否为上帝的选民；后者则要求人们完全消极地服从上帝对自己命运的安排。前者鼓舞人们为今生今世的个人功业成就而不懈奋斗；后者则要求人们逆来顺受，为死后进入天堂而苦修苦行。虽然二者都同样穿着一件基督的神圣外衣，但资产阶级和封建主阶级不同的人生信念和社会追求在神学语言的表达上的区别，却是如此的鲜明。
    三
    加尔文是继路德之后西欧宗教改革运动的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家。他的历史任务不是从无到有地创立新教，而是把已有的改革理论加以改造、创新，使之适应十六世纪资本主义较发达地区的需要。其预定论的三项内容是一个整体。天命说和拣选说是其神学推导的前提，而呼召说则是其实质内容。预定论把信仰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原始积累提供了理论依据。较之路德的“唯信称义”说，它有以下新的特点：
    （一）加尔文的预定论是十六世纪初法国社会的产物。当时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进入欧洲的先进行列，手工工场门类较齐全，分布较平衡，商业活跃，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中心。资产阶级已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在其成长和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他们日益不满封建势力的种种束缚，特别是天主教会被法王控制，成为封建王权的思想支柱后，资产阶级与以封建神学为理论基础的世俗封建势力的矛盾日益显露。他们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必须进一步打破封建神学的禁锢，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创立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作辩护。